田飛龍：「一國兩制」進入下半場

香港反修例運動真正構成了「一國兩制」香港實驗前後半場的分水嶺。對這一分水嶺的時間點與巨大的歷史轉折意義，香港社會或許仍然缺乏充分的自覺。但黑衣青年卻以「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高度政治自由並依賴社會對青年造反運動超強的道德寬容而充當了突顯這一界標的直接歷史動力。他們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對法律秩序本身造成持續的破壞，以不斷犯下新的罪行的方式追求完全免罪，以勾結外國勢力的方式尋求實現脫離《基本法》上的普選，以持續反國家的方式試圖阻斷「一國兩制」內在而自然的融合發展進程。反修例運動暴露出香港社會在回歸22年之際仍然未能發展出一種真正奠基於「一國兩制」的共識史觀與憲制認同。借用呂大樂教授的一個經典斷語「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青年造反以及整個社會的自虐式破壞，顯示的正是香港「精神回歸」途中的極度窘迫困頓之態，如同高燒不退的病人一般。

反修例運動打亂國家戰略佈局

這場運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國家關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戰略佈局。十八大以來，面對香港經濟的「空心化」以及香港社會「分離主義」的暗流湧動，中央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治港方略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總體方向是以《憲法》和基本法為依據、以國家主場的經濟戰略為抓手推進一種「融合發展」的政策重構進程。這一重構以4份前後相續的政策性文件為標誌：其一，2014年治港白皮書；其二，2017年回歸20周年習近平講話；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港澳專章；其四，2019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面對國家主場與國家政策性權力的合法擴展，香港社會表現出空前的精神緊張與未來主義焦慮，痛切感受到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變，而是朝着「融入國家」方式整合。國家計劃、權威與政策的密集展現，打破了這座自治城市「自以為是」的西化定位和本土認同。佔中運動是一種立足「普選民主」價值的阻斷嘗試，反修例運動則是一種立足「自由安全」價值的阻斷嘗試。這就使得香港「一國兩制」的下半場變得充滿不確定性乃至於發展停滯風險。

「一國兩制」的功能區間

「一國兩制」始終是國家性戰略，始終是國家現代化總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基本的制度功能區間涵括：（1）國家統一；（2）經濟現代化；（3）制度現代化；（4）終結冷戰世界觀與冷戰秩序，探索世界和平之道。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實踐側重前兩項功能，而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實踐側重後兩項功能。國家在「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的香港角色設計，是以後兩項功能為依據的。

「一國兩制」始終存在國家賦予的一種特別的「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即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地方對國家的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也因此，香港只有持續對國家做出合理而獨特的貢獻，高度自治地位的制度保障才能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繼續承認和接受。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理性化的制度設計，「一國兩制」不是天賦，不是對香港的偏愛及對其他地區的歧視，而是國家立足於現代化大局作出的特別憲制安排，將香港設定為國家現代化戰略的「槓桿」。隨着傳統「槓桿率」的下降，香港自身本應主動尋求與高度自治地位相稱的國家貢獻方案，而國家通過主場戰略主動配置了新的貢獻空間，這就是所謂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新時代將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從既往的「經濟現代化」進一步提升為更加綜合性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上述後兩項隱在於「一國兩制」完整邏輯鏈條之中但既往並不突顯的功能部分。

比較而言，「經濟現代化」的功能的實際履行並不需要香港制度與社會做出太大的調整與適應，即便按照「井水不犯河水」這樣不嚴謹的政策行話精神也能大致相安無事。這就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前半場的主調，是突顯「兩制」卻淡化「一國」的和樂階段，也是香港對內地進行資本輸出和價值觀輸出的階段，是香港持續俯視和「教導」內地如何現代化乃至於民主化的階段。香港社會尤其是文化精英非常愜意於那樣的「優越感」。但是，隨着整個西方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的衰退性演變，以及國家主場經濟實力與戰略的快速提升，和樂的時代結束了，角色重新適應與轉型的時代開始了。「一國兩制」的下半場由此揭幕。

這場運動對香港既有的民主、法治甚至人權造成結構性、持續性破壞，對香港核心價值觀構成一種顯著的「反噬效應」。一個原本文明有序、民主法治健全、市民理性溫和的現代社會，為何會在一場明顯擴大化與暴力化的運動中持續發燒、喪失理智、無法煞車甚至無法對話呢？看到黑衣青年空洞懵懂的面龐、粗陋的街面塗鴉、單調的政治口號、無端的極限暴力以及網絡上自以為「義士」的英雄主義幻象，很容易讓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又譯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他們絕不應當是香港青年的真正代表，但卻在歷史的特殊時刻充當了某種「代表」角色。

精英衰退與社會重建

「五十年不變」已過半。在前半場，香港優越，「兩制」相安。在後半場，國家主場，民族復興，「一國」對「兩制」的正當塑造作用日益顯著。回歸初期的香港由於未能完成23條立法及系統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法制體格與精神品格依然保持着回歸前的結構與狀態，因而在「一國兩制」下半場變奏之時已跟不上鼓點，奏不出和聲。香港精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管治精英責任倫理缺失，戰略視野與決斷力缺失，仍未脫港英公務員的事務官本質，與高度自治地位不符；社會文化精英乖巧自負，媚俗自肥，巧言令色，精緻功利。精英若此，普通市民為「沉默大多數」，多持縱容綏靖心態，固然不惡，但為善亦難。青年則以青春熱血奉獻於蠱惑者及野心家的政治祭壇，充當了極端勢力的「衝鋒隊」。

但香港社會仍可有重建的希望與未來：其一，中央是「一國兩制」的最終責任人，以極度的包容和善意堅持「一國兩制」及國家體系正當有序的吸納原則，不會放棄香港，也不會允許極端勢力持續破壞香港；其二，香港真正的自治與自救力量正在復蘇重組，比如面對示威者暴力衝擊，香港基層社區更加團結，對法治與秩序的共識更加鞏固，以及香港警隊得到國家與內地民眾更大認可與支持；其三，大灣區對香港各階層尤其是青年的發展支持政策體系更快形成，願者上釣，先來先得，對香港社會逐步形成「北上拉動力」；其四，反修例運動自毁「香港驕傲感」，使得香港與內地更為平等，創造一種下半場融合發展的合理精神條件；其五，國家持續性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進程逐步提供一種整全的21世紀新世界觀與全球化秩序，有助於香港社會的精神轉型與融入。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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