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修例風波中的外力干預

香港反修例運動不斷惡化升級，演變成每週末的暴力衝擊和愈演愈烈的破壞法治行為。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嚴重損害香港法治權威和享譽世界的自由營商環境，持續滋擾及破壞民生利益與社區和平秩序，造成了香港內外對一國兩制如何維護與發展的某些質疑。

中央在此次修例風波中嚴守憲法與《基本法》憲制責任，堅定支持港府依法施政和警隊的依法管控措施，並在外交層面嚴厲反擊外部勢力干預，承擔起一國兩制最終責任人和憲制保障者的關鍵角色。在中央與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共同維護法治、抵制暴力、凝聚經濟民生共識的努力下，運動逐步轉入後期秩序恢復、責任追究及青年社會心理矯正治理階段。

中央定調基本立場

為進一步澄清中央在反修例係列問題上的原則立場，7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召開專題發布會，由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權威解釋和回應有關問題。來自這一發布會的中央原則立場集中於3點：共同抵制暴力；共同守護法治；走出政治紛爭，聚焦經濟民生。這應當是中央密切關注香港時局變化及各界意見，結合自身憲制責任而給出的原則立場，有助中央對港工作機構及特區政府、香港社會釐清工作主導方向，從法治與發展兩個主要維度展開運動後期治理和秩序重建。

發布會尤其提到中央治港「3條底線」，及針對西方國家干預行為的嚴正立場。這3條底線是：絕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絕不能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絕不能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香港本地反對派對此顯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他們背後還有「國際外援」。

美英干預撐場

以此次修例為例，在美國政府高層高調接見及美國有關組織與機構高強度技術援助下，黑衣人示威者做到在社運技戰法上的專業化和持續對抗，及在文宣、網絡動員、制服化裝備與現場暴力手法上的精巧化，以及對法律證據、責任的最大化規避。

英國作為反對派的「舊式老闆」，雖無法提供多少實質現場支援，但其給反對派打下的製度與社會基礎是非常「厚實」的。其一，英國撤退時籠絡控制的管治精英與社會精英，仍在香港掌握相當強的權力資源和話語資源，對運動推波助瀾。其二，英國長期殖民留下的殖民地制度與文化，對回歸後香港青年的價值觀產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其三，英國議會部分議員及政客與香港反對派建立了「政治連線」關係。

來自台灣的外部干預也不容忽視。港獨與台獨歷來相互支援，香港本土主義興起與台獨力量有密切關聯。此次台獨勢力為了回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為2020年大選造勢，將反修例運動引導和建構為一場「港版太陽花學運」。正是有這些外部勢力強勢介入，香港反修例運動才不斷暴力化、民粹化和周期地震盪，香港街頭更是出現重重「諜影」和黑衣人不斷加碼的暴力恐怖行為。英美頻繁干預顯示出香港問題的複雜性及國際化背景，也折射出此次反修例運動與國際反華勢力的滲透操縱有關。

英國政客誤解中英聯合聲明

值得特別解釋的是外力干預中，對《中英聯合聲明》性質與效力的持續誤解和濫用。香港回歸以來，非法干預香港問題的主要責任已由英國轉向美國，但英國基於殖民主義殘余思維及利益思考方式仍在持續其乾預行為，比如不久前英國前外交大臣侯俊偉的香港問題言論，就是較為典型及更為徹底的一種干預形式；他對聯合聲明的性質與效力，也做了錯誤理解和解釋。這些干預行為及其法理錯誤，已得到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及中國有關部門嚴正駁斥及否定。

中英聯合聲明屬雙邊國際協議，主要用於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有關法律交接事宜，並不建構任何超越1997年時間範疇的外國管治權。該聲明所載有關中方承諾及製度構想，已通過基本法落實；中國立法機關更是基於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管治責任，而增加了「普選」條款，尋求在一國兩制框架內推動香港民主進步。但香港民主發展必須與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相協調，有助於國家整體進步。

作為雙邊協議，從1984至1997年，中國政府已基本圓滿履行有關義務及職責，有力維護了中國在回歸過渡期的主權與外交利益。基於中國的堅持原則，中英雙方最終於1997年7月1日完全移交了香港管治權。從此以後中國享有對港完全的主權與治權，並通過基本法予以具體實現。基本法的憲制基礎及合法性依據是中國憲法，不是聯合聲明。

英國政客誤解聲明的法律性質及效力，誤解聲明在1997年後的地位及「50年不變」的英方責任，是對國際法理及中國主權的無知和蔑視，必然遭中國政府嚴厲譴責及批評，也對中英關係造成嚴重損害。客觀而言，英國如今無任何權利及能力干預中國香港，香港問題純粹成為英國政客的「口炮」議題和炒作攫取政治利益的藉口，對中英關係及改良香港管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這些外部勢力干預的出發點或許有不同，比如美國主要目標在通過「香港牌」助攻貿易戰及有關談判進程；英國主要目標在延續「大英帝國」的虛榮及道義責任；台灣主要目標則是污名化一國兩制以儲備台獨闖關的必要政治條件。然而這些外部干預對香港及一國兩製造成的直接傷害，卻是非常類似的，導致香港法治權威受損、社會秩序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香港內外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認同面臨重要考驗。

反擊干預 維護法治

反擊外部干預，是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共同承擔的憲制責任。由於外部勢力過於強大，僅僅靠特區政府自治能力是不足以反擊和應對的。但中央的反擊又必須在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內展開，需巧用中央權力和資源。

就中央政府而言，對外部干預的反擊是精準有力的。其一，通過外交部系統展開國際層面外交鬥爭，包括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外媒採訪的系統性解釋與反駁，在國際社會充分澄清中國官方立場和理由。其二，通過國防部新聞發布會，間接釋放中央理性承擔在基本法秩序內的治安協助等憲制責任，對外部勢力及本港反對派造成強而有力的後果預期和戰略性威懾。其三，對港府依法施政與管控提供堅定有力的政治支持和資源協助，透過大灣區戰略等助港府和香港社會走出「過度政治化陷阱」，通過聚焦經濟民生疏解社會怨氣，擠壓極端反對派政治生存空間，推動香港法治恢復與民生改進。

總之，修例運動雖對一國兩製造成一定影響與衝擊，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共同面對危機，這反而可鍛造更為強健有力的相互政治信任，為香港繁榮穩定及參與國家治理和發展大局凝聚民意共識和社會基礎。更權威的法治、更緊密的團結、更有效的發展、更親和的政策，是該次新聞發布會釋放的清晰信號與前景，也是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團結再出發的共識方向，及對外部勢力干預和顛覆圖謀的最好反擊。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