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至穎﹕融入大灣區——如何令香港青年刮目相看?

何建宗:港人內地社保——這麼近,那麼遠
張建:去除對立思維 方有利香港融合國家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發展機會的官方宣傳,可謂鋪天蓋地。然而,部分對內地心存抗拒的香港青年不為所動,更對此心存忌憚。要打消他們的顧慮,是香港真正融入大灣區的關鍵所在,若留在香港的盡是不認可大灣區的青年,呼聲急切,社會將形成撕裂之勢。環顧排拒大灣區的香港青年,不外乎出於3個原因:自我保護、民粹主義、過分迷信自由主義。

要展現香港如何再創輝煌

自我保護的焦慮立足於內地城市發展程度的急速趕超。回歸以來,每逢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某方面發展程度接近香港,香港「淪為內地普通城市」的焦慮,便一再出現在媒體和口耳之間。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力求資金、人才、物流、資訊、產業上的融通,融合力度可謂空前;深圳和廣州在科創能力和經濟規模等方面的發展指標超越了香港,香港青年再有如此疑慮也不足為奇。要化解這樣的憂慮,政府和相關機構的宣傳需要展示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對青年自身的競爭力有何具體的幫助、定位上與其他城市有何不同。此外,香港在與大灣區融合的過程中,主動爭取的影響力太小。只要展現出香港如何能因此再創輝煌,這個憂慮便不攻自破。

要展現如何提供上流新機會

民粹主義之風也是香港青年排拒大灣區的原因之一。香港與歐美等發達地區同樣有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產業空心化和貧富懸殊,於是也同樣興起了民粹主義之風。例如今年被禁絕的香港民族黨借題發揮,將問題歸咎在香港與內地的融合,以分裂香港、排拒內地和新移民為訴求,以宣泄不少香港青年的「怨氣」——職場上升階梯窄,置業無望,難以成家立室、結婚生子。故此,大灣區作為與內地融合的發展策略,自然也「被抗拒」。要化解這一點,政府和相關機構的宣傳重點和策略,要展示大灣區正是解決以上問題的良方妙藥。透過港府與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統籌,他們的置業門檻下降到可以接受的地步,還可以享受到日後升值的潛力;事業上也能得益於大灣區完整而多元的產業互聯網體系,獲得更多元而有前景的出路;生活方面,衣食住行、教育和醫療等都有得益於大灣區的腹地,並獲得長足的保障。配以在大灣區真正白手起家獲得成功的青年作為典範,成效則更佳。香港政府需要透過和其他大灣區城市一起協商宣傳策略,展現出融入大灣區會如何具體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多上流新機會,而不單純只是勾畫願景。

打破自由主義的迷思

過分迷信自由主義是另一個香港青年排拒大灣區的原因。部分香港青年深受回歸前殖民地政府刻意推廣的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為數不少的香港青年甚至幾近不假思索的認同自由主義。國家奉行賢能政治,對於社會生活有很大的管治權力,社會體制和文化差異令過分迷信自由主義的香港青年充滿隔膜和恐懼。

雖然打破自由主義的迷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香港已經存在了改變的思想土壤。西方社會近年也在自由主義的社會體制下,與香港一樣有着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民粹主義興起的問題,自救不暇。這些系統性的問題並非衍生出這些問題的市場所能解決,需要政府透過有效的政策加以糾正。昔日蘇聯崩潰,深信自由主義的鴻儒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高呼「歷史已終結」,一度贏得西方學界的喝彩。但近年他已經打倒昨日的我,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強調了國家和政府能力的重要性,列中國為最重要的成功範例,引來西方社會廣泛而深沉的反思。故此,為了解決問題,擺脫對大灣區的迷思,需要正確引導社會各界與香港青年一起,重新就着政府的作用和界限做出有效的反思。

滿足青年置業願望

此外,政府應該着力在大灣區政策協商和宣傳,滿足青年置業的願望。而今房屋問題集中了最尖銳而廣泛的社會矛盾,源於放任自由市場,業主普遍將樓房的投資價值放在使用價值之上。此前政府力圖在舊區重建、開發郊野、填海等等本地方案都引來強烈的政治阻力。即使香港政府馬上大興土木,興建公營房屋,並動員業界增加房屋供應,也是遠水難救近火。對比之下,與大灣區城市做好房地產政策的協商,能讓香港青年盡快獲得置業機會,是立竿見影的功績。香港政府做好這一點,並加以有效的宣傳,不復迷信自由主義、置業壓力沉重的香港青年豈有抗拒之理?

總括而言,香港青年排拒粵港澳大灣區,是出於上述3個憂慮。第一點需要政府在融入大灣區的過程中,突出香港會獲得新的增長和獨特的地位;第二點需要透過整體協商和宣傳,展現出融入大灣區如何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多實際的上流新機會,而不是單唱好願景;第三點需要社會各界打破對自由主義的迷信,以及香港政府透過協商和宣傳,展現出融入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短期內置業的機會。化解了這些憂慮,香港青年又豈會對大灣區心存抗拒,坐失良機?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