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暴力和工會 – 香港政治的兩條新戰線 – 06/0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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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 2020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春節,我們都會檢討之前一年的目標做到多少,之後一年有些甚麼目標,希望在有限的人生可以做到最多想做的事情。但今年的春節,總是提不起勁。提不起勁不是因為這大半年香港發生的事情充滿挫折,挫折總會有,但辦法總比問題多。但這大半年發生的事,令筆者感到香港充滿陌生感。花開花落,送豬迎鼠,但這個香港好像已經變了另一個城市。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認為這種陌生感是來自對香港主流價值觀的衝擊。從小認為香港應該是這樣的,或香港人應該是這樣想的,但短短幾個月卻在幾個方面不斷受到其他香港人挑戰,甚至主流變小眾,這種感覺令到你不禁自己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甚至懷疑生活了多年的香港是否還是香港。價值觀的急速改變,可能是香港人在這一年內受到的最大挑戰。有些人變了,有些人堅持,有些人不知所措,也有些人在反思這個香港是否還值得待下去。

香港的情況大家或多或少透過媒體知悉,甚至有很多內地朋友在過去大半年都到過香港考察,想親身了解情況。這裏筆者反而想透過兩個方面去談談香港在這大半年的巨變。第一個是關於暴力,香港人從前對暴力的理解很有趣,在我們的文化裏,對語言暴力接受程度很高,相反對肢體暴力是零容忍。這個文化導致爭執的雙方可以非常辛辣的罵人,卻永遠不會真的動起手,甚至是一點點的肢體接觸都不會有。

但在近大半年,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警察還是示威者,雙方對陣時候武力不斷升級相信大家在媒體也看得到。但筆者談的,卻是在一般的社交媒體中,大部分市民已開始接受了這種暴力程度。當大家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大家而不是驚呼認為不可以再發生,而是先從自身立場出發去評論。如果發現是「自己人」被打,會憤怒指責,更會鼓勵復仇;如果是對立立場的人,則冷語諷刺又或幸災樂禍,並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

在過去的大半年,可以說社會、社區以至家庭的撕裂,導致香港人對肢體暴力的接受程度已超越一般文明社會。更可悲的是,這種情況已漸漸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似乎是不可逆的,即在可見將來,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相信只會越來越高,甚至默許暴力成為解決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而由近半年的社會運動到最近的肺炎疫情,另一個變化較大的是對專業的看法。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甚麼天然資源,能夠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靠的是人才,亦因此香港這個社會對專業人士一直非常尊重。同樣香港的專業人士亦一直以自己的身份自豪,律師、醫生、會計師等等專業人士都認同專業態度的重要。

但在這這大半年,情況好像慢慢開始出現變化,首先出現問題的是公務員。香港公務員一直以來跟隨英國傳統,行事以政治中立作為原則。因為英國兩黨制的關係,公務員在執行命令時,都只會跟從當時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及政策。也正因為公務員是政治中立,他們不用為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失誤負責。簡單而言,政治人物如果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會問責下台又或者在下次選舉失去議席,但公務員則因為政治中立而不用承擔政治責任。因此,香港公務員的專業守則就是政治中立。

可惜這種態度卻在這次風波中慢慢消失,很多公務員公開表明反對政府的政策,甚至舉行以公務員為主體的集會,現時發展到成立公務員工會,準備未來向政府公開表達意見。公務員當然有權在下班後表達政見,但卻不應以公務員的身份,因為在政治中立的原則下,公務員都應該支持執政者的政策。可惜事情發展至今,公務員已慢慢失去了這個原則,沒有了專業操守。

至於近期的武漢肺炎,也令到醫護界別的行動備受爭議。相比起2003年沙士的無畏無懼,今年醫護界就武漢肺炎的反應卻截然不同。現時醫護界正要求特首「封關」,並明確表明如果不封關則會以罷工作為回應。他們的理據是認為政府沒有做好源頭堵截病源,是沒有做好政府角色,醫護不應為政府背書,去面對這個還沒有疫苗的病毒。

今天的香港政府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問題時,反應緩慢,缺乏長遠考量,也沒有適當的決斷力,因此導致港人非常不滿,這是事實。但醫護專業是否就可以因這個不去醫治病人,並將這個壓力轉嫁到其他沒有罷工的醫護同事身上呢﹖

當然支持罷工的人會認為現時情況惡化,政府才是要負主要責任,要醫護代替這個政府受罪,承擔人身安全風險,是不能接受的。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醫護面對不是自己做成的重大疫情,有沒有責任繼續工作﹖這幾乎是肯定的,事實上也很少有疫情是因為醫療失當做成。那第二個問題是當醫護的專業意見與政府政策出現重大衝突時,那醫護是否還要毫無保留站在最前線﹖

這正是今天香港的公共議題,當醫護達到比較一致的意見,希望香港政府暫時不讓內地旅客來港,以及香港人從內地回港後要隔離14日時,香港政府卻始終不願接受建議。最終醫護開始蘊釀罷工,而在罷工前,已有醫護因為抽到要照顧武漢肺炎的病人而馬上辭職。支持罷工的醫護認為,如果政府接受專業意見仍有疫情發生,那是天災,醫護是願意承擔責任;但政府不聽意見而導致疫病傳入香港,則是人禍,他們則寧可以罷工作為手段去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接受專業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醫護的罷工態度,得到很多專業人士支持,而市民在看到香港政府的緩慢反應後,也開始慢慢站到醫護的一邊。這種取態可能與我們對「專業」的理解有所有同,正如部分市民仍不同意醫護的罷工,認為他們的專業是救人,不管原因為何,醫護仍不應在疫病面前做「逃兵」。有關的爭論在這次事件只是開始,但在香港政府的低水平管治下,相信反對政府的一方會得到更多人支持。

以上關於「暴力」及「專業」的討論,從側面探討香港近大半年如何改變香港人的變化,這兩個討論也是香港公共比較熱點的討論。當然我們在談及公共討論的時候,也要明白現時香港存在「親中/反中」的社會背景,否則這些公共討論都是抽離現實的。

當我們將這個矛盾放進以上的討論,就可以更進一步梳理現時情況,及預測未來香港社會的變化走勢。現時「親中/反中」可以說是香港的主要矛盾,甚至到一個程度是社會失去理性,基本上只問立場,而這種矛盾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希望透過選舉奪權。

舉例來說,由上年六月開始的街頭暴力,一直到11月選舉前為高潮,以理工大學事件作為間幕,反對派選舉大勝後即放緩。但剛巧發生了武漢肺炎,政府的緩慢回應卻給反對派另一粒子彈,但這次卻因為疫情不宜舉行大規模民眾集會或遊行,因此改為以成立工會及罷工作為主要抗爭手法。而上文提及的醫護罷工可以說是第一波。在半年前因反修例而提倡的罷工始終未有大規模開展,卻可能因為這次港府處理疫情不當而由個別行業開展,可以說是始料未及。

而香港的反對派亦有討論,指是次罷工當以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作為學習對象。當然團結工會連結的是不同工廠,仍以工人階級作為主要對象。而香港的工會則以不同行業作為對象,透過在不同行業成立工會,一來可以為未來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作準備,二來也可以連結不同工會,長遠發展反對派的實力,將本來定期上街遊行的散兵遊勇通過工會團結起來。

回到有關「暴力」及「專業」的討論,不難看出,其實這兩個價值觀的改變,正正為反對派提供了兩條新的,而且有利他們的戰線。本來傳統反對派的手法,就是定期遊行,加上選舉年找議題造勢,即街上遊行以及議會選舉兩條戰線。但在逃犯條例修訂下的社會運動,街頭暴力成為一條新的戰線,而且有關「暴力」的接受程度,亦令到社會新一代更多人接受這種抗爭手法。此外,近期的疫情,也給予反對派一個機會,成立新工會以罷工給予政府壓力。而有關「專業」的公共討論,也正正為這些罷工找到合理原因,因為政府之後只要政策有失誤,或不聽從工會的「專業意見」,工會的罷工就會變得合理了。

街頭和平示威、特首選委會及兩個議會的選舉、街頭暴力抗爭,還有工會聯合罷工這四條戰線將會是未來香港政治的核心,但形勢卻基本上是一面倒向反對派。首先街頭和平示威的人數反對派基本佔優,而在區議會大敗後,建制派亦可能在未來的立法會及選委會失利,因此傳統兩條戰線都是大敗。而在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下,反對派的暴徒有機會積極練兵,和警方的爭持暫時可看成是守和。而在近期開展的罷工運動,反對派乘著港府的失誤及反修例運動,一鼓作氣也取得了優勢。所以初評估下,建制派在四條戰線是三敗一和。

以上種種情況,注定香港的2020年比起2019年更難過,送豬迎鼠卻不代表新一年有新氣象。年頭要處理疫情,年尾要面對立法會選舉,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亦不見得有何良方。但倒過來,反對派得到優勢卻也不代表香港能找到出路。雖然筆者並不懂得占卜,但看來今年香港仍是流年不利,諸事不順,善哉善哉。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