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暴力和工會 – 香港政治的兩條新戰線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春節，我們都會檢討之前一年的目標做到多少，之後一年有些甚麼目標，希望在有限的人生可以做到最多想做的事情。但今年的春節，總是提不起勁。提不起勁不是因為這大半年香港發生的事情充滿挫折，挫折總會有，但辦法總比問題多。但這大半年發生的事，令筆者感到香港充滿陌生感。花開花落，送豬迎鼠，但這個香港好像已經變了另一個城市。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認為這種陌生感是來自對香港主流價值觀的衝擊。從小認為香港應該是這樣的，或香港人應該是這樣想的，但短短幾個月卻在幾個方面不斷受到其他香港人挑戰，甚至主流變小眾，這種感覺令到你不禁自己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甚至懷疑生活了多年的香港是否還是香港。價值觀的急速改變，可能是香港人在這一年內受到的最大挑戰。有些人變了，有些人堅持，有些人不知所措，也有些人在反思這個香港是否還值得待下去。

香港的情況大家或多或少透過媒體知悉，甚至有很多內地朋友在過去大半年都到過香港考察，想親身了解情況。這裏筆者反而想透過兩個方面去談談香港在這大半年的巨變。第一個是關於暴力，香港人從前對暴力的理解很有趣，在我們的文化裏，對語言暴力接受程度很高，相反對肢體暴力是零容忍。這個文化導致爭執的雙方可以非常辛辣的罵人，卻永遠不會真的動起手，甚至是一點點的肢體接觸都不會有。

但在近大半年，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警察還是示威者，雙方對陣時候武力不斷升級相信大家在媒體也看得到。但筆者談的，卻是在一般的社交媒體中，大部分市民已開始接受了這種暴力程度。當大家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大家而不是驚呼認為不可以再發生，而是先從自身立場出發去評論。如果發現是「自己人」被打，會憤怒指責，更會鼓勵復仇；如果是對立立場的人，則冷語諷刺又或幸災樂禍，並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

在過去的大半年，可以說社會、社區以至家庭的撕裂，導致香港人對肢體暴力的接受程度已超越一般文明社會。更可悲的是，這種情況已漸漸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似乎是不可逆的，即在可見將來，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相信只會越來越高，甚至默許暴力成為解決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而由近半年的社會運動到最近的肺炎疫情，另一個變化較大的是對專業的看法。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甚麼天然資源，能夠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靠的是人才，亦因此香港這個社會對專業人士一直非常尊重。同樣香港的專業人士亦一直以自己的身份自豪，律師、醫生、會計師等等專業人士都認同專業態度的重要。

但在這這大半年，情況好像慢慢開始出現變化，首先出現問題的是公務員。香港公務員一直以來跟隨英國傳統，行事以政治中立作為原則。因為英國兩黨制的關係，公務員在執行命令時，都只會跟從當時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及政策。也正因為公務員是政治中立，他們不用為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失誤負責。簡單而言，政治人物如果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會問責下台又或者在下次選舉失去議席，但公務員則因為政治中立而不用承擔政治責任。因此，香港公務員的專業守則就是政治中立。

可惜這種態度卻在這次風波中慢慢消失，很多公務員公開表明反對政府的政策，甚至舉行以公務員為主體的集會，現時發展到成立公務員工會，準備未來向政府公開表達意見。公務員當然有權在下班後表達政見，但卻不應以公務員的身份，因為在政治中立的原則下，公務員都應該支持執政者的政策。可惜事情發展至今，公務員已慢慢失去了這個原則，沒有了專業操守。

至於近期的武漢肺炎，也令到醫護界別的行動備受爭議。相比起2003年沙士的無畏無懼，今年醫護界就武漢肺炎的反應卻截然不同。現時醫護界正要求特首「封關」，並明確表明如果不封關則會以罷工作為回應。他們的理據是認為政府沒有做好源頭堵截病源，是沒有做好政府角色，醫護不應為政府背書，去面對這個還沒有疫苗的病毒。

今天的香港政府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問題時，反應緩慢，缺乏長遠考量，也沒有適當的決斷力，因此導致港人非常不滿，這是事實。但醫護專業是否就可以因這個不去醫治病人，並將這個壓力轉嫁到其他沒有罷工的醫護同事身上呢﹖

當然支持罷工的人會認為現時情況惡化，政府才是要負主要責任，要醫護代替這個政府受罪，承擔人身安全風險，是不能接受的。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醫護面對不是自己做成的重大疫情，有沒有責任繼續工作﹖這幾乎是肯定的，事實上也很少有疫情是因為醫療失當做成。那第二個問題是當醫護的專業意見與政府政策出現重大衝突時，那醫護是否還要毫無保留站在最前線﹖

這正是今天香港的公共議題，當醫護達到比較一致的意見，希望香港政府暫時不讓內地旅客來港，以及香港人從內地回港後要隔離14日時，香港政府卻始終不願接受建議。最終醫護開始蘊釀罷工，而在罷工前，已有醫護因為抽到要照顧武漢肺炎的病人而馬上辭職。支持罷工的醫護認為，如果政府接受專業意見仍有疫情發生，那是天災，醫護是願意承擔責任；但政府不聽意見而導致疫病傳入香港，則是人禍，他們則寧可以罷工作為手段去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接受專業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醫護的罷工態度，得到很多專業人士支持，而市民在看到香港政府的緩慢反應後，也開始慢慢站到醫護的一邊。這種取態可能與我們對「專業」的理解有所有同，正如部分市民仍不同意醫護的罷工，認為他們的專業是救人，不管原因為何，醫護仍不應在疫病面前做「逃兵」。有關的爭論在這次事件只是開始，但在香港政府的低水平管治下，相信反對政府的一方會得到更多人支持。

以上關於「暴力」及「專業」的討論，從側面探討香港近大半年如何改變香港人的變化，這兩個討論也是香港公共比較熱點的討論。當然我們在談及公共討論的時候，也要明白現時香港存在「親中/反中」的社會背景，否則這些公共討論都是抽離現實的。

當我們將這個矛盾放進以上的討論，就可以更進一步梳理現時情況，及預測未來香港社會的變化走勢。現時「親中/反中」可以說是香港的主要矛盾，甚至到一個程度是社會失去理性，基本上只問立場，而這種矛盾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希望透過選舉奪權。

舉例來說，由上年六月開始的街頭暴力，一直到11月選舉前為高潮，以理工大學事件作為間幕，反對派選舉大勝後即放緩。但剛巧發生了武漢肺炎，政府的緩慢回應卻給反對派另一粒子彈，但這次卻因為疫情不宜舉行大規模民眾集會或遊行，因此改為以成立工會及罷工作為主要抗爭手法。而上文提及的醫護罷工可以說是第一波。在半年前因反修例而提倡的罷工始終未有大規模開展，卻可能因為這次港府處理疫情不當而由個別行業開展，可以說是始料未及。

而香港的反對派亦有討論，指是次罷工當以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作為學習對象。當然團結工會連結的是不同工廠，仍以工人階級作為主要對象。而香港的工會則以不同行業作為對象，透過在不同行業成立工會，一來可以為未來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作準備，二來也可以連結不同工會，長遠發展反對派的實力，將本來定期上街遊行的散兵遊勇通過工會團結起來。

回到有關「暴力」及「專業」的討論，不難看出，其實這兩個價值觀的改變，正正為反對派提供了兩條新的，而且有利他們的戰線。本來傳統反對派的手法，就是定期遊行，加上選舉年找議題造勢，即街上遊行以及議會選舉兩條戰線。但在逃犯條例修訂下的社會運動，街頭暴力成為一條新的戰線，而且有關「暴力」的接受程度，亦令到社會新一代更多人接受這種抗爭手法。此外，近期的疫情，也給予反對派一個機會，成立新工會以罷工給予政府壓力。而有關「專業」的公共討論，也正正為這些罷工找到合理原因，因為政府之後只要政策有失誤，或不聽從工會的「專業意見」，工會的罷工就會變得合理了。

街頭和平示威、特首選委會及兩個議會的選舉、街頭暴力抗爭，還有工會聯合罷工這四條戰線將會是未來香港政治的核心，但形勢卻基本上是一面倒向反對派。首先街頭和平示威的人數反對派基本佔優，而在區議會大敗後，建制派亦可能在未來的立法會及選委會失利，因此傳統兩條戰線都是大敗。而在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下，反對派的暴徒有機會積極練兵，和警方的爭持暫時可看成是守和。而在近期開展的罷工運動，反對派乘著港府的失誤及反修例運動，一鼓作氣也取得了優勢。所以初評估下，建制派在四條戰線是三敗一和。

以上種種情況，注定香港的2020年比起2019年更難過，送豬迎鼠卻不代表新一年有新氣象。年頭要處理疫情，年尾要面對立法會選舉，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亦不見得有何良方。但倒過來，反對派得到優勢卻也不代表香港能找到出路。雖然筆者並不懂得占卜，但看來今年香港仍是流年不利，諸事不順，善哉善哉。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