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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銳實力」(sharp power)近月成為焦點,特別是歐美學者及媒體,深深感受到中國銳實力在世界不同地區正慢慢改變一直以來歐美的影響力。上世紀的冷戰,美蘇進行軍備競賽,美國學者約瑟夫奈爾在1990年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認為除了在軍事及經濟作為硬實力壓迫他國外,也應該透過文化及政治價值觀去吸引其他國家。

經過近30年變化,國際形勢已有很大改變,各國交往也不一定單靠軍備及經濟互相壓迫,又或只是透過文化及政治價值觀去吸引其他國家的人。《經濟學人》最近就以「銳實力」去形容中國今天影響國際社會的手法。而所謂的銳實力,最早其實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所提出,相對於軟實力利用文化和價值觀,銳實力則是利誘目標以影響其他國家的意願及民意。所謂的「銳」,是指有固定目標,而且有穿透性。

這種利用撥款及投資手段去影響別國的方法,是中國逐步摸索出來、暫時最適合自己的「武器」。美國媒體發現,原來他們一直利用價值觀(軟實力)配以武力(硬實力)在世界各國爭取影響力的方法,花費甚巨,成效卻遠遠追不上今天中國的銳實力。更甚的是,文化和價值觀很多時由獨立的公民社會去推廣,而這些公民社會卻往往最有機會被銳實力所穿透,難怪美國會對中國的銳實力感到擔憂。

提升軟實力 才是長遠之策

但所謂的銳實力,往往只能收到短期效果,始終利誘是短期策略,不及文化及價值觀所帶來的長遠認同,因此對中國來說,最終提升軟實力才是長遠之策。要提升一國的軟實力,筆者認為有3項工作要準備。首先是經濟實力。雖然說經濟威壓是硬實力,而經濟利誘是銳實力,但沒有經濟作為後盾,要其他國家認同你的文化及價值觀,卻甚為困難,因此說經濟是軟實力,根本絕不為過。在這一點上,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已經漸漸受到認同,可以說是過了第一關。

第二點,是要有自己核心價值的論述。這點是中國的學者正在努力當中。舉例來說,歐美將民主作為他們的核心價值,並將一人一票的政黨輪替選舉作為實現民主的主要工具,只要不是用這個方法,就幾乎等同獨裁。因此在「民主對獨裁」這個二元對立中,中國的一黨執政制度很多時被形容為獨裁而處於劣勢。但一黨執政制度也有可取之處,例如可以有更長遠規劃。中國近年的經濟成就比起鄰近地區的「民主」國家超出不少,不能否認一黨執政也有其貢獻。

但這裏要聲明一點:不是說一黨執政沒有問題,也不是說政黨輪替沒有可取之處,重點是如何做到良好管治。因此中國現時學術界的重點在於治理,討論的是如何改善今天的制度達至良治,不會變成劣治,非再是討論民主與獨裁的二元對立,或嘗試向西方解釋一黨執政有沒有民主成分。這些歐美學術界根據他們歷史發展所產生的議題,不再受到內地學者青睞。當然一黨執政的國家不等於有良好管治,正如有政黨輪替的國家也有失敗例子,但是當我們將所有國家都簡單分成民主或獨裁,就好像我們將所有人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這種論述固然易明,卻也會導致很多不公的批評。

第三點是透過公民社會的民間外交。文化及價值觀往往透過媒體及公民社會傳播,但這一點亦是中國相對較弱的一環。雖然內地媒體的影響力已慢慢增加,但因為體制關係,內地的公民社會不算活躍。有很多世界性的非政府組織,每逢開大會時,往往有香港及台灣的代表,但卻沒有內地的代表出席交流。除了歷史及體制原因外,內地因反台獨,刻意不參與台灣已參加的公民組織,也是其中原因。如果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場合為「硬外交」,那這種國際公民社會的交流不妨稱為「軟外交」。

必定要學會參與公民社會

軟外交和硬外交不同,其他國家的代表不會跟隨正式外交場合為了給內地面子而不讓台灣參與,或要求「台灣」改名為「中華台北」。而最後結果是內地缺席,白白浪費了培養軟實力的機會。中國在參與外交後培養出不少出色外交官,學曉硬外交的玩法,但因公民社會較弱,反而缺乏了軟外交的人才,不懂得靈活變通,結果將公民社會這個重要板塊放棄了。如果中國真的要增強軟實力,必定要學會有系統地參與公民社會,發展軟外交。而一向活躍於國際公民社會的香港人,也應該可以在這一方面有所貢獻。

當中國計劃在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那無論是硬實力、軟實力及銳實力都必須兼備。有自信的綜合型大國,必定要擴充各方面的實力,以增加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當我們真的有自信時,不是去急於否定他人的質疑、要求其他人認同,而是謙虛查找自身的問題,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善。今天的中國,在地區的硬實力已逐漸穩固,同時透過銳實力去中短期影響其他國家;但要培養長期的軟實力,除了有雄厚的經濟作為後盾外,也要持續發展自己的價值觀以及論述,更重要的是有系統地參與公民社會,才可將自己的文化及價值觀逐步向外推廣。

作者甘文鋒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屯門區議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8年1月15日)

圖片來源:
https://twitter.com/ theeconomist/status/941283337884372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