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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放棄參與特首選戰,使下屆人選的不確定性大增,釋放巨大的空間讓各方人馬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筆者除了曾任職政治助理,早於董建華年代後期和曾蔭權任內,曾任中央政策組全職研究員。在特首各「馬匹」亮相熱身之際,筆者這個歷經三朝的小角色,嘗試談談這次選舉值得關注的地方。

「公務員治港」?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首先要回答的,是「什麼人治什麼樣的香港」。猶記得5年前,香港社會一種普遍的看法是,特區嘗試過「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即將迎來「專業人士治港」的年代。現在「梁振英年代」快將過去,他的功也好、過也好,有多少跟他專業人士出身有關?事實上,以特首的出身來判斷他的治港理念和施政方針,是想當然,並沒有什麼根據可言。以董建華為例,在任內大力推動建屋計劃、強調安老扶貧,福利主張也遠比曾蔭權年代進取。商人出身的董建華是更維護基層還是商界利益,顯而易見。

到了曾蔭權年代,他為了穩住樓價而減少土地供應,讓香港繼續走依賴金融地產的「老路」,客觀地說是對地產商、有樓和有資產的階層有利。經濟維持增長但樓價翻數倍上升,導致財富分配不均嚴重,埋下日後社會分化的種子。與董和梁的年代相比,曾蔭權無疑是較為親商的!當然,曾蔭權上台委任大量原公務員為問責官員,加深了「公務員治港」的觀感。但正如筆者在近年進行的問責制研究顯示,香港問責制的特色就是司局長都以原公務員為骨幹,曾蔭權任內的比例達六成,董建華和梁振英政府也有約四成。因此,歷任特首倚重公務員擔任司局長也只是程度之別。

以上討論對於當今的特首選舉有特殊意義。現在坊間的3名熱門人選(指曾俊華、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都是公務員出身。我們是否可以輕易地說,香港回復「公務員治港」呢?就以曾俊華和林鄭月娥比較,兩人在經濟發展理念、福利主張和施政風格等都有很大差異。葉劉淑儀方面,她是前局長,也是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她的作風可說兼具官員和議員的特質。因此,單純以特首的出身背景來判斷他或她的施政方向是不嚴謹的,也會模糊真正的焦點。

這次特首選舉真正焦點是政治問題

那麼這次特首選舉真正的焦點是什麼?首先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最關鍵的,是泛民主派與特首的關係。新的一屆立法會以來,泛民主派因為宣誓事件與特首關係進一步惡化。遺憾的是,雖然他們聲稱不贊同梁頌恆、游蕙禎和個別議員的宣誓言行,但並沒有跟他們「切割」,而是把焦點集中在反對人大釋法之上。

泛民主派與特首的關係直接影響到他們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也是他們與中央改善關係的前提。過去泛民主派主要針對梁振英,杯葛大部分會面,並基本上只與林鄭月娥和曾俊華接觸。至於葉劉淑儀方面,她過去8年跟泛民議員是同事關係,一直合作良好,未聞有什麼重大衝突和矛盾。除非泛民主派是針對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本身,否則如果他們以後對上述3人之中任何一名當選特首繼續採取敵對的態度,都難以自圓其說。

事實上,中央通過發回回鄉證,已經對泛民主派表示善意,並明顯把他們跟港獨分子區分開。可以預見,這種「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路線會持續下去。泛民主派應該如何釋出善意作出回應呢?最理想的,也是筆者最願意看到的,是泛民主派(尤其民主黨)可以在特首選舉中對建制派候選人投下神聖一票,或者自由讓黨員投票。這會為泛民與下屆政府的良性互動奠下基礎。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是否因為對普選和撤回8.31的執著就應該全盤否定參選人在經濟、民生、福利方面的主張?值得泛民朋友三思。

筆者比較認同劉兆佳教授的觀點,即日後重大的政治問題會「收歸中央」, 成為既定事實(given):香港政府可以參與,但香港政黨、立法會或市民的參與空間會縮小。2014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最近的人大釋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筆者相信,能夠入閘參與特首選舉的建制派候選人,他們在政治議題的差別會非常小,包括對政改、23條立法、港獨、人大釋法的態度;真正的差別,會在於經濟、民生、福利政策和處理不同意見的態度與技巧。

延續梁振英的政策?

然而,經濟、民生政策是否可以與政治完全分開呢?筆者並不樂觀。最近已經有人散佈所謂慎防「梁振英第二」的說法。這明顯是試圖混淆政策和政治的論調。公平地說,市民對梁振英的具體政策並沒有很大的不滿,包括土地開發、扶貧、社會福利、推動創新科技等等。市民的不滿主要在於推行政策的一些手法和處理不同意見時的態度。

事實上,以現時3名「熱門」參選人而言,他們都是本屆政府管治團隊的一部分。在梁振英民望低迷的情况下,公開與他「切割」,或者保持距離好像是最容易和最聰明的做法。但是,他們3人都是作為下屬或者輔助特首決策的重要人物,要完全「切割」並不符合政治倫理,也不符事實。

體現「駕馭複雜形勢能力」的要求

香港的結構性問題一大堆,包括青年人上流力不足、土地短缺、貧富差距惡化,還有產業單一、缺乏經濟增長動力。這些問題既有全球化的因素,也有香港作為中國特區的特殊因素。無論下一屆誰當特首,都必須應對這些尖銳的問題;而任何解決方案都必將引來個別群體基於切身利益或者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激烈反對。因此,在得到中央所謂「綠燈」之後,誰有足夠的經驗、魄力處理上述問題,並能夠走入群眾、具備卓越的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技巧,將更能體現所謂「駕馭複雜形勢能力」的要求,為香港的未來披荊斬棘,回復昔日的光輝。

參考資料:何建宗,〈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現况與建議〉,《港澳研究》,2016年第1期,頁23至33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發展局前政治助理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