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施漢銘：從美國司法案例 看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的關係

Brandenburg其後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院在判决中對非法言論的範圍作出限縮，推翻了州立法院的原判，並且認為該州的《組織犯罪防治法》違憲。法院使用了「煽動測試」標準限制公權力對言論的定罪，指出政府若要對煽動性言論作出定罪，必須符合兩個法定條件：（1）該言論是以煽動他人「即時」地違法或產生「即時」的非法行動為目的；（2）很有可能會煽動或產生這種違法行為，才可以對其進行限制。簡單而言，當時美國法院在「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中更為傾向於保障後者，只有符合嚴格的法定條件時，公權力才可對言論自由作出限制。

2010年判決：尊重國會和政府反恐判斷

然而，美國法院對於由Brandenburg案開始形成的高度保護言論自由原則在2010年的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案有所改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非法言論」的限制進一步擴大。被告「人道主義法律項目」（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是一個設立於美國的組織，為庫爾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an Kurdistan）和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支持者。以上組織分別爭取庫爾德人脫離土耳其和泰米爾人脫離斯里蘭卡獨立。儘管兩個組織從事的活動，例如政治和人道主義活動並非違法，但是因為曾執行了數次恐怖襲擊，導致包括有美國公民在內的傷亡，因而被美國政府界定為「境外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該案中，被告Humanitarian Law Project希望透過捐款和為該等組織提供法律意見及援助的形式，協助它們日常合法及非暴力的運作，被指違反了美國反恐怖法案（18 U. S. C. 2339）規定的「任何人向指定的『境外恐怖組織』提供『服務』或『物質支持』均屬犯罪」。

本案的爭議點在於，被告在已知對方為美國國務院定義的「境外恐怖組織」的情况下，向這些組織提供「訓練、專家建議和協助、服務和人員」從事人道和非暴力活動是否違法；若是，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這些訓練包括教導成員以國際法來和平解決爭端，向聯合國和其他組織游說等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判決被告有罪，並同意國會的解釋，即外國恐怖組織的罪行是如此敗壞，任何對它們的支持（哪怕是對所謂非暴力活動的支持）都會促進其恐怖主義活動。而證據顯示，恐怖主義組織並沒有在運作上和財政上為其人道和非暴力活動與恐怖主義活動之間設立防火牆。最後，法院承認，由於它在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上缺乏專業知識，而反恐威脅的工作往往難以取得足夠資料，恐怖活動的後果難以評估。因此反恐工作更多是基於具資料的判斷（informed judgment）而非具體的證據（concrete evidence），法院更傾向尊重國會和政府對反恐工作的判斷和意見。

有人認為政府總是誇大國家安全的威脅而過分反應，但是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是恰恰相反的，正是因為以往人們及政府過分低估國家所受到的威脅，才會導致發生美國9．11、中國新疆7．5暴恐等悲劇發生。人們在事後對這些事件作出評價及分析時，忽略了在悲劇發生前，社會及政府在缺乏足夠信息時，根本無法作出有效預判。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可以看見，在國家安全受到進一步威脅時，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重視高於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是合理、正當和必須的。「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及加以保障的權利，但是此等自由並不是任意的。當保障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利益大於被減耗自由的代價時，公民的自由權利才可以被加以限制。當然，法院在衡量兩者之間的代價和利益時，必須採用非常謹慎的態度，以在兩者中取得一個平衡。

參考文獻：

（1）Haig v. Agee, 453 U.S. 280 (1981)

（2）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1969)

（3）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 130 S. Ct. 2705 (2010)

作者何建宗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施漢銘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法學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