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漢銘：普通法下隱匿叛國罪的法理與實踐

「隱匿叛國」是一個古老的普通法罪名，但香港社會對它並不熟悉；即便媒體人士也只從罪名的表意解讀，認為「隱匿叛國」就是「知情不報即為罪」。筆者不揣淺陋，特意梳理隱匿叛國罪在英國的起源，及其在美國、加拿大等國的立法情况，並介紹該罪在香港法制史的一些經歷，希望藉本文增進公眾對該罪名的了解。

同樣，《美國法典》（U.S. Code）第115章「叛國、煽動、叛亂和顛覆活動」第2382條，也單獨列出隱匿叛國罪：「凡對合眾國效忠，並知悉針對合眾國的任何叛國行為，而隱瞞且未能盡快向總統或聯邦法官，或向特定州的州長或州法官披露或告知的，即干犯隱匿叛國罪，應以此罪名處以罰款或不超過7年的監禁，或兩者並處。」

與英美的立法方式不同，澳洲沒有將隱匿叛國罪的罪名單列，而是將該罪與其他諸如對國家發動戰爭等不同類型的叛國罪並列。據澳洲《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第80.1（2）（b）條，有關隱匿叛國罪的法律規定如下：「明知有人有意觸犯本分部（本款除外）規定的叛國行為，卻未在合理時間內將此事通知員警，或採取其他合理措施防止該行為的發生。該罪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該法特別界定了條文提及的「員警」範圍。

加拿大也沒有單獨標明隱匿叛國罪，而是將該罪放在「協助外敵離開加拿大或疏於阻止叛國罪」的小標題下。加國《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第二部分「違反公共秩序罪」第50條B項指出，「明知某人即將犯下嚴重叛國罪或叛國罪，卻無在合理情形下將有關情况通知太平紳士或其他治安官，或採取合理措施阻止該行為，以防止該人犯下嚴重叛國罪或叛國罪」，一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監禁14年。

與其他普通法國家的立法邏輯稍有不同，新西蘭將隱匿叛國者作為叛國罪的一分子處罰。該國《刑事罪行法》（Crimes Act）第76（b）條「作為叛國罪一分子的懲罰」規定，下列情况裏，任何人可被判處不超過7年監禁：（1）成為叛國罪的從犯；或（2）明知某人即將犯叛國罪，卻在無合理辯解理由的情况下未能盡快通知治安人員，或作出其他合理努力，以防止該罪行發生。

新加坡將隱匿叛國罪的犯罪對象明確為兩類，即對總統和政府的叛國行為，及教唆罪行的隱瞞。新加坡《刑事法典》（Penal Code）第121D條規定，「任何人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某人干犯本法第121、121A、121B或121C條（即對總統和政府的叛國行為及教唆）罪行，這些罪行任何人都有法律上的通知義務；而故意不予通知，應判最高10年監禁，或罰款，或兩者並處」。由於第121條只是類似於英美法系有關叛國罪和隱匿叛國罪的相關規定，新加坡刑法學者建議參考其他普通法國家的相應規定完善立法，以更好應對日益複雜的國安形勢。

第二，從犯罪主體而言，其限定直接關係到司法管轄權範圍。普通法國家關於隱匿叛國罪的犯罪主體，為對國家主權宣誓效忠的「任何人」。據普通法規則，英國法院對英國國民在國外實施的叛國行為，及對持有英國護照的外國人實施的叛國行為，都有管轄權。可見英國叛國罪的主體界定是廣義的。由此推斷，隱匿叛國罪下的「任何人」也是廣義的，包括本國公民，擁雙重國籍、多重國籍、無國籍者，只要該人在本地生活，並享受了當地政權提供的各種保障。相較而言，特區政府諮詢文件所提的「隱匿叛國」罪主體只限於中國公民，遠不如英美等國的相應規定嚴苛。

第三，從罰則設置來分析，各國對隱匿叛國罪的懲罰根據各自實際情况，並無統一標準。美國、新西蘭最高可判7年監禁，新加坡最高可判10年，加拿大14年，澳洲最高可判終身監禁。英國則無明確規定罰則，允許法庭酌情判處。

第四，在免責條款方面，由於普通法系的法官判案時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相關成文法的規定沒有列明隱匿叛國罪的具體免責條款。屬於成文法系的德國《刑法典》，對隱匿叛國罪的免責條款則有詳細規定。此次特區政府諮詢文件建議加入兩類例外情况豁免舉報責任，是立法上的進步。

上文已提及，英國隱匿叛國罪的成文法歷史，幾乎與叛國罪一樣悠久，而且英國制定《1967年刑事罪行法》時專門保留了隱匿叛國罪（註），因此1971年港英政府制定刑事罪行條例時，不可能是為「避免使用不合時宜或重複之詞語」而略去該罪。或許正因為存在這立法疏漏，特區政府於2002年準備以修改完善現有法例的方式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提出將「隱匿叛國」罪這一普通法罪行編纂制訂成文法則。不過當時社會環境不利於理性討論，儘管也有諮詢意見表示支持，但反對意見佔了上風，特區政府撤回「隱匿叛國」罪這一普通法國家的慣常國安罪名。

時隔20餘年，特區政府再將此罪的成文規定引入香港本地之國安法例，並在諮詢文件列舉美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國的相關法條，應當有其充分考慮。

事實上，英美等國就為何迄今保留「隱匿叛國」這一古老普通法罪名，國會議員和法律專家都有詳細討論，根本原因在於「叛國罪實屬危害國家安全諸罪中之情節最嚴重惡劣」，「對該罪的隱匿將付出一國不可承受之代價」。就香港而言，雖近年無出現過叛國及相關罪行，但法律不能不有所準備。為增進市民理解，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下一步解讀諮詢文件時，可着重論證市民權利和維護國安義務之平衡，闡明有關行為入罪的理由與市民安全福祉息息相關。

註：見英國法律委員會1977年5月《關於叛國煽亂及相關罪行法典化的工作報告》，頁26至27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客座研究員、香港大學公法學博士生、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