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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經常有人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已完成其歴史使命,是時候來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檢討,其原因是當初設計一國兩制時的三大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及其作用已大幅減低:

三大任務分別是:1.和平解決香港長期被英國殖民政府統治的歷史問題;2.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發展中國經濟;3.對民族統一大業,產生積極示範作用。

中美貿易動態 靠港深化平衡

如果單純從這幾個過往觀點出發,香港的一國兩制價值,的確所剩無幾。但是從近幾年的發展,如中港股票、債券互通,一帶一路中香港的重要角色及定位,以及陸續有內地機構來港天價搶地發展等等,使人覺得香港,在現今一國兩制基礎上,似乎承擔着另一種長期歷史任務。

要理解這任務,需要從大歷史角度來看香港,因緣際會,香港就是在兩大文明:中華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接壤區域,而每一種文明,皆有其各自的形成歷史、文化和制度,但是香港,就能透過過去的百多年的歷史,學會怎樣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下生活。

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與美國在70年代開始的貿易全球化,就是能成功透過香港的這個聯繫角色,在沒有把中國的文化與制度徹底改變之前,就能把大陸完全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一方面美國利用香港,釋放了大陸龐大的生產力;大陸也透過香港,在盡可能維持其獨有文化與制度下,選擇性引入現代化技術,知識與管理技巧,一個互惠互利的國際貿易動態平衡,就是隨着香港的一國兩制深化下建立起來。所以香港一國兩制的功能,並沒有在回歸20年以後,被淡化起來。

類似的情況,其實在我們的中華民族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在唐末五代十國時,後晉皇帝石敬瑭,為求向契丹借兵爭霸,不惜割讓今河北地區的燕雲十六州與契丹人。自此之後數百年,燕雲十六州,就成了草原民族與華夏農耕民族的多民族雜居之地,類似今日香港。

鑑古知今 勿囿限於本土得失

歷史上宋朝與契丹簽訂的壇淵之盟,其實也類似今日的中英聯合聲明,確保了宋遼百年太平,契丹人透過在燕雲十六州的生活,學習農耕文明並建立起強大的官僚管理制度;而宋朝則透過向契丹輸出歲幣,令契丹有能力管理及約束其他草原民族對宋朝的威脅,一個對宋遼雙方互惠互利的平衡,就是這樣建立起來。重要的是,當宋朝為眷戀燕雲十六州舊地而悔盟及聯金滅遼時,卻為自身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參照此段歷史,努力維持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雖矛盾重重,但對整個國家及中華民族,在長遠發展是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影響,避免了兩個不同文明的國家間的直接衝突。

也因為如此,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引入內地學者的知識與觀點,以充實當下一國兩制研究內涵對應全民族及全中國社會的認識,避免只着眼本土利害得失的狹義論述,實在是一種對現今一國兩制研究的科學發展。可以預期中港互動,已是現在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作者是香港理工學院校友會會長、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香港經濟日報》國是港事版(2017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