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新香港的3個戰略支點 – 14/09/2018

Henry Ho: Residence permit symbolizes the new stag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10/09/2018
September 10, 2018
Tony Shen: Ousted Hong Kong lawmaker Yau Wai-ching’s argument appeals to fear and alternative facts – 26/09/2018
September 26, 2018

十九大宣布「中國新時代」啟幕以來,「新香港」概念逐步浮現。這是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周期,但許多港人仍處於懵懵懂懂的「被動態」,對諸如「一地兩檢」、大灣區、居住證乃至更為宏大的「一帶一路」表現出某種精神上的迷惘甚至抵制。今年暑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加快推進,但諸多涉及融合發展的政策細節及法律制度協調仍有待進一步具體磋商。今年9月1日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開始,一國兩制下的「邊民」開始享有國家之公民身分的「同等待遇」,居住證上的公民身分號碼赫然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今年9月4日香港一地兩檢條例生效,預期9月23日高鐵正式通車。與之相關,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已持續推進5周年,正循深度制度化與體系化方向進展,不僅釋出巨大的經貿與人才紅利空間,更有對香港之獨特優勢服務於國家的特定期待。

這種國家期待是正當而必然的,是一國兩制國家理性在新時代的具體展現。如果香港很好地理解和適應國家新戰略及其角色期待,對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做出獨特貢獻,則不僅「新香港」將獲得二次騰飛機會,一國兩制的長期不變也將繼續獲得國家理性的支持。而居住證、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恰好構成「新香港」的3個有力支點,一地兩檢則為這三大支點的相互關聯及發揮作用提供基礎交通條件。

公民身分正名

通常認為,一國兩制是以對香港特區及香港居民的「特權」安排作為邏輯主線,這種安排是和平統一及國家整體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戰略需要。港人在內地原來享有的是「境外居民」待遇,這種安排本來是對港人的一種保護政策,因當時內地公民權利與福利的實際水平不僅偏低,甚至帶有較強義務性質。但隨着內地發展與公民權利的內涵增長,這種隔離保護政策就成為港人權益的藩籬和障礙,也成為「人心回歸」的一道高牆。通過居住證形式滿足港人在內地的同等待遇需求,保障其基於公民身分的平等權利,是一國兩制發展的重要進步。

這種居住證具顯著「公民身分」屬性:其一,居住證載有明確的公民身分號碼,其編碼格式與內地普通省份公民身分證沒區別;其二,居住證集成了國家公民基本權利與福利,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和公民便利,體現與內地居民的平等;其三,居住證的持有條件包含對「國家主權、安全、榮譽和利益」的保障及忠誠義務,因此反國家言行將導致證件註銷;其四,居住證是港澳台居民在內地的法定身分證件,持證人受內地各級公權力機關保護與服務。

因此居住證顯然不僅僅規定香港居民的各項平等權利,而且包含對公民忠誠義務的確認。居住證是香港居民與國家之間的一種身分認同與契約確認,是一國兩制下公民身分的一種類別。當然,居住證仍是一種國家對香港居民單向開放的權利保障,申領居住證相當於在內地「設籍」,但並不要求放棄香港原籍,甚至必須以原籍之保有為法定前提。這種「一個國家,兩重戶籍」的制度安排,是一國兩制特殊憲制結構的產物。內地尤其是一線城市也有對外地戶籍開放居住證管理的,但相應的積分制門檻和排隊輪候難度都遠超港澳台。在此意義上,居住證既是對港澳台居民之公民身分的法律確認,也是對此類特殊居民之權利的增量建構。從嚴格對等角度而言,這相對於內地居民仍有「超同等待遇」之嫌,但這種超級待遇仍在一國兩制國家理性範疇之內。香港唯有持續對國家做出新貢獻,國家才有充分正當理由繼續說服內地民意認同這一安排。

香港會不會消失在大灣區滾滾紅塵中?肯定會的,但卻是一種新身分、新命運。當作為港獨理論前奏的「香港城邦論」及後續的泛本土主義興起時,其實是對一種來自北方的國家主義整合進程的精神抗拒。我曾細心分辨香港殖民史帶來的「海洋政體」精神與國家的「陸地政體」精神之間的差異,意識到即便大灣區代表着空前的經濟紅利和發展機遇,在觸及制度面和精神面時並不容易「兩制融合」。

香港法律界對一地兩檢的持續抵制,除了合法性層面的技術論戰外,一定也包含着內心對高鐵所代表與象徵之國家威權和陸地政體精神的恐懼。但其實大灣區有兩個因素可打消香港各界內心疑慮:其一,大灣區本質上是海洋性質的,是中國改革最活躍、最自由,也是與香港在地緣、語言、人文和經濟層面融合發展最順利的區域;其二,中國面向民族復興與新全球化的改革總體精神,正是克服陸地政體之偏狹,向海洋開放,接納並整合海洋政體的自由因素,塑造一種超越陸海對立的新政體與新政治文明。由此,大灣區就成為一種側重海洋的「陸海融合」典範區域,香港的精神與制度恰好可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隨着灣區融合進展,灣區內各城市間的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標準及市民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程度將日益趨同,一國兩制的深圳河邊界會逐步移向大灣區邊界,人們在談論新一輪改革開放時會逐步有「灣區內外」的識別習慣和表達方式。這難道不是國家改革機遇和香港獨特優勢在一國兩制下又一次歷史相會嗎?

Pax Americana or Pax China?

某種意義上,中美史詩級貿易戰是一帶一路刺激出來的。美國習慣了一種「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習慣了享用甚至濫用1500年來「地理大發現秩序」的全球化超級權力及紅利。然而一帶一路帶給人們一種「中國治下的和平」(Pax China)之世界歷史想像。這種競爭,其本質不是貿易,甚至不是技術,而是世界體系與世界治理權。「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人的戰爭觀與權力哲學,是中美貿易戰背後指導思想和國際政治預設,但未必盡然符合一種東方式的和平發展框架。一帶一路是對人類另一種現代發展道路的探索,它正確看到了西方全球化的霸權本質及在全球和平發展之公共品供給上的道德缺陷。

一帶一路是中國古典天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之倫理整合,也是改革開放40 年之全球自由主義合理因素的實踐運用。誤解這一戰略及其導致的中美貿易戰「文明衝突」與「文明創新」的世界歷史意義,是香港與內地很多人犯的錯誤。

對香港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是融入國家的地緣機遇,而一帶一路則是「二次全球化」的世界機遇。香港不能僅僅參與美式全球化,還必須積極參與中式全球化,做兩個體系的新樞紐。其利極多,其害甚少,於自身、國家、世界,均為和平與發展的正當作為。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8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