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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就特區政府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選政改方案進行審議表決,最終以8票贊成、28票反對而失敗。

政改失敗 陷過度政治化怪圈

這一投票結果有建制派議員內部協調失誤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反對派「集體投票」的結果。在政改方案闖關期間,曾一度出現部分溫和泛民議員轉變契機,以破除所謂的「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政治魔咒,但奇迹最終並未發生。即便建制派全體投贊成票,也仍然達不到政改方案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數。政改失敗標誌着香港進入「後政改」時代,這並非意味着香港政改的終結,而是因其遭遇重大挫折而很難在短期內重啟,這就使得香港政治的主題進入官方的「經濟民生」軌道和民間的「本土激進」軌道相互交織的新時期。

聚焦特首普選的此輪香港政改是回歸以來香港民主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成敗與否不僅事關香港自身的民主化發展,也事關始於中英談判期間的一國兩制及其法律載體基本法的治理實驗前景,更關乎中國整體化的國家建構與治理現代化進程。

佔中運動及政改闖關失敗標誌着回歸18年來央港凝聚政改共識的失敗,也標誌着香港回歸在國家建構意義上的挫折。政改失敗使香港陷入過度政治化怪圈和社會撕裂困境,聚焦經濟民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不能完全取代基本法秩序下的政改主題。

深層的不信任 令反對派拒妥協

反對派立場僵化包含了其對中央政治立場甚至操守的某種不信任推定,比如反對派議員、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就反覆聲稱「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體現出對2017之後普選再優化前景的深切憂慮。但是,以此種憂慮而加固「捆綁否決」的政治心理基礎並無助於香港政改僵局的打破,也無助於香港民主的實際進步。港大陳弘毅教授就認為這一提法不符常識。

深層的不信任推定一方面導致反對派不敢做出任何實質性妥協,不敢從公民提名的終極立場後退以便留出政治妥協的必要空間,另一方面也日益明顯地反映出他們訴求無望的無力感與抗爭路綫轉型上的深刻迷茫。政改闖關是各方勢力聚焦角逐政改方案的最緊張時刻。過,還是不過,對香港民主乃至於香港長期願景而言,茲事體大。政改闖關嚴格考驗着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智慧與勇氣。

從結果來看,反對派的捆綁否決未能鬆動,是普選闖關失利的主要原因。投票之後,香港社會曾有不少聲音表示遺憾和惋惜,甚至反對派內部亦有嚴肅的反思乃至於分裂,認為原有民主道路走不通,需要改弦更張。於是出現了後政改時期香港反對派一分為三的格局:傳統泛民固守原地,溫和一翼向左出走成為中間派,激進一翼尤其是傘後青年組織向右出走成為本土分離派。政改失敗導致「民主回歸論」之話語權與代表權式微,青年本土派崛起,港獨分離主義趁勢氾濫,反對派內部日益分裂為「重啟政改」和「本土自決」兩條路綫,香港政治對抗的譜系急劇激進化。

數日前,香港民主黨在回歸20周年的紀念宣言《站在歷史巨人肩上》中系統重述了民主回歸論的歷史與現實,再次確認普選目標的核心地位及該目標對港獨的競爭性意義。盡管民主黨在歷史觀與法理論述上多有偏頗,但其正確把握了普選在回歸20年歷史中的重要地位。

不過,只是重述民主回歸論的舊有內涵及固守僵化的國家理解尚不足以回到依法普選的正確軌道上來。以民主價值淩駕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之上,以純粹香港利益思考一國兩制,這是民主回歸論內部缺乏必要國家觀與國家認同的精神缺陷,此次重述未能更新國家認識。

在中央的普選制度保障中,8.31決定成為最直接的法律基礎,有效平衡了香港普選與國家利益的雙重需求,規管了2017之後香港普選改革的基本秩序。2015年6月18日香港政改闖關失利,香港反對派拒絕理解和接受8.31決定內含的國家理性及釋放的普選善意,導致香港民主進程陷入停滯,也同時妨礙了國家借由香港普選進行的治理實驗。

轉為忠誠反對派 普選才能重啟

中央是香港普選制度的立法者,也是具體進程的主導者和推進者。中央理解的香港普選是基本法秩序內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協調的地方自治普選,而不是毫無憲制前提的國際標準的普選,這一立場可簡稱為「依法普選」。依法普選是依法治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國兩制之國家治理制度實驗的重要課題,也是香港社會高度自治的政制發展目標。20年來,中央因應香港追求普選的民主運動,展現了積極姿態與協商空間,通過人大釋法與決定的合法形式完善了香港政改的憲制程式,保障香港普選依法進行。

未來時段,惟有香港反對派真正回歸基本法秩序及8.31決定之基礎,並經由其具體政治行動而轉化為忠誠反對派,與港獨嚴格切割,與國家積極和解,香港普選才能取得重啟共識而繼續向前。

(二之二)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經濟日報》國是港事版 (201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