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井岡山經驗對香港政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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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評論很多都會參考歐美國家經驗;相對而言中國經驗卻較少人注意,主要原因是港人較少機會接觸到中國當代史,學校教育在這方面亦着墨不多。最近筆者到井岡山考察,有機會深入了解當時歷史,發現當年一些想法及行動對今天香港政局亦有參考價值。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在各地遭屠殺,中共於是在各地展開反擊。開始時中共的策略仍緊隨共產國際,以奪取城市控制權為大方向。當時毛澤東被任命全權進攻長沙,卻因失利而暫時退兵。重新集結兵力後,他沒有跟隨當時的理論指導,繼續向城市發動進攻,反而進入山區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國民黨軍隊開展游擊,開創了新局面。

進入井岡山後,毛澤東做了兩件事,對中共軍隊有重大影響。第一是「三灣改編」時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除了確定黨對軍隊的領導外,制度上令黨與基層士兵關係更緊密。此外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設立士兵委員會,軍官也受士兵監督。「支部建在連上」是由上而下的領導,士兵委員會則是由下而上的監督,制度上確保了上下溝通及對領導層的問責。

另一件事是在井岡山期間向軍隊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用詞通俗易懂,無論是軍隊還是當地居民都一看就明,所以深受歡迎。例如「八項注意」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廁所」。用今天的政府文書標準來看,可能有點太隨便太簡單,但卻是這種「貼地」文風打動了當地民眾,令他們短時間接受了共產黨。

毛澤東的3個「貼地」

從以上幾件事看出毛澤東是非常實際的人,他的做法可以看成3個「貼地」。首先是理論在實踐上要貼地,他不會只聽從共產國際的理論建議攻佔城市,而是根據當時中國實際情况,帶軍隊入山,以農村包圍城市打游擊。其次是制度要求領導貼地,在毛澤東之前,支部是建立在軍團上,也沒有士兵委員會監督軍官;改編後在制度上就要求管理者及領導階層更貼近基層。最後是文宣方式要貼地,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針對軍隊,但同樣也是對着民眾的文宣,讓他們明白紅軍紀律。

理論實踐、制度及文宣的貼地,說出來很簡單,但放眼今天香港政壇,似乎我們仍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拿理論實踐為例,反對派最喜歡用歐美政治理論及框架作參照,並將他們的框架視為原則,卻不顧香港政治現實,不肯作絲毫讓步,結果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原地踏步。他們看不起中國共產黨,但在當時亂世,中共由創黨到成為中國執政黨只用了28年。今年回歸第21年,筆者倒很想看看7年後反對派除了繼續在「沒有分裂的本錢下」讓支持者「含淚投票」外,還有什麼可做。

制度變成公僕不工作的藉口

在立法會及區議會制度下,建制及反對派政黨與市民仍算貼近市民,但政府在制度上往往最離地。為什麼?因為在政府的制度,所要求的是公務員做事程序不出錯,而非做事符合民意。作為制度一部分,政府有很多指引、標準、準則等,本來是政府工作的最低要求,做到了可再進一步;現時卻變成最高標準,做到了就到此為止。社會進步、指引不改,市民對政府有更多期望,結果依從這些制度的公務員,工作就脫離民意。制度本來是公務員工作的依靠,現在卻變成不工作的藉口。

建制派最大問題是沒有論述

至於文宣貼地,可說是建制派最大弱項。近年建制派一直想改善這個問題,但從投票結果看卻見不到票數在比例上有顯著增長。文宣貼地,不單單是用更多「潮語」或新平台就可以。建制派最大問題是沒有自己的論述,每次支持政府政策都像是一個任務,政策通過了,任務就完成了。

通俗一點說,建制派要書寫適合今天香港的故事: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大灣區的香港,但也是香港人的香港;中國主權不能讓步,大灣區的經濟要發展,但港人的生活也不應被遺忘。不是說建制派沒有改善民生的政策,而是建制派文宣缺少從港人角度出發,最終加上幾多香港「潮語」也不會引起港人共鳴。

如果毛澤東當年的軍紀不是針對當地民眾的生活,而只是宣揚共產主義,相信也不會得到民眾支持;如果制度沒有變更,也許當時基層士兵已脫隊而去;如果他不知變通,堅持理論攻打城市,可能已和部隊戰死沙場。他因時制宜的貼地做法,的確為中國共產黨打開新局面。當年井岡山的經驗,其實也有很多值得今天香港政治人物借鑑的地方。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新民黨屯門區議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8年11月2日)

圖片來源: http://www.supermedia.hk/18403/%E4%BA%95%E5%B2%A1%E5%B1%B1%E4%B8%8A-%E9%9D%A9%E5%91%BD%E8%80%81%E5%8D%80%E8%AE%8A%E8%BA%AB%E6%96%B0%E5%8D%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