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早前在重新開放的維園網球場打球，沿路看到很多年輕人在打足球籃球，聽到小孩子和家人歡聲笑語，一個久違了的正常的香港突然在眼前出現。事實上，香港的抗疫之路已走了逾月。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面對歐美各國疫情惡化，香港往後的路又應如何走下去？ 香港過去個多月抗疫主線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前者主要靠「變相封關」，一系列相當嚴厲的措施使來往香港和內地的人流大減九成多，對民生和經濟帶來重大影響。後者是依賴各種措施減少「社交接觸」，從關閉學校、圖書館、運動場，公務員帶頭「在家工作」，到銀行餐廳咖啡店也減少營業時間，加上專家們不停提醒，導致很多市民無論有沒有口罩都不敢外出，生活質素急劇下降。 科學為本還是驚嚇為本？ 是的，我們的生活質素正在急劇下降。在抗疫的大道理下，一切是那麼理所當然。法律的最高原則是「無罪推定」，而抗疫的最高原則是「有毒推定」：總之假設沒有病徵的人都可能帶毒，首先是來自湖北的，然後是來自整個中國內地，最後是身邊的每一個人。在抗疫壓倒一切的思維之下，政策制定似乎已經不再衡量得失（trade off），雖然我們的案例連同日本郵輪的輸入個案也只有約百多宗。 究竟，我們的政策措施是科學為本（science-based policy）還是驚嚇為本（scare-based policy）？當這個病毒的真面目慢慢被科學家揭開以後，我們是否應該檢討現在的所謂「圍堵」政策，而要有心理準備「與疫共存」？ 雖然市民對政府的各項措施有很大不滿（包括口罩的供應和佩戴準則、封關程度、醫護人員裝備等等），但事實上香港的確診數目仍然相當低。截至3月14日總病例是142宗，4名病人不治；沒有醫務人員感染。根據港大梁卓偉教授團隊和哈佛大學合作的最新研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死亡率不超過1.4%，但70歲以上者感染率和死亡率是整體的約3倍。可以斷定，新冠肺炎是傳染率高但死亡率低的疾病，大量無病徵的個案顯示輕症患者的比例偏高。 在這些數據出現之前，尤其是一二月份，毫無疑問香港以至內地很多措施都是偏向驚嚇為本。因為在毫無準備、裝備和認識不足加上牀位有限的環境下，武漢的教訓是慘痛的。為使市民對疫情重視，政府和專家無可避免也集中在其傳染率高而非死亡率低的一面。然而，當大量科學數據出現之後，當香港的主要風險從社區爆發逐步轉移到輸入個案之後，我們是否應該給予政策理性多一點空間，一方面多從數據而不是恐慌角度看問題，另一方面考慮更多其他的因素？畢竟這個社會不可能要等到撲滅這個病毒才放棄「戰爭狀態」。 措施應合乎比例 給市民選擇機會 筆者認為，政策理性最關鍵的一點，是所有措施（尤其限制市民自由、權利和福祉的）都應該合乎比例（proportionate），並在提供充分教育和資訊的前提下，給予市民選擇的機會。除非局勢失控，應該以勸喻和教育為主，避免過多立法或強制措施。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要理性面對可能長期存在的疫情，應符合以下幾個原則： （1）相信科學，但不盲信專家 如上所述，多個研究顯示新冠肺炎死亡率低，在市民保護意識甚強的香港，大家毋須害怕。事實上，每年因普通肺炎而死亡的人數超過8000，是肺炎住院人數約13%，即每日平均有20多人死於普通肺炎（註）。至今香港醫療系統仍然相當健全，尚未有一宗醫護人員在醫院感染的個案，整個社會是否值得為此過分擔憂，甚至為買口罩導致惶惶不可終日，值得三思。 值得關注的，反而是70歲以上長者的感染和死亡率偏高的情况。政府和社會的資源如能更多向長者傾斜，包括保證年長者的口罩供應（甚至是免費派發），對控制疫情會有很大幫助。專家從專業角度提供建議和分析無可厚非，但政府必須平衡不同意見和利益，避免採取過度反應的措施。 （2）尊重個人基本權利，不散播仇恨 社會上由於恐懼，對病患者和其緊密接觸者表達歧視甚至厭惡，實在不應該。事實上，他們都是受害者，而沒有病徵的人因為檢疫需要而自我隔離，失去人身自由而為社會作出犧牲，政府和社會應該感謝他們，而不是把他們當作「罪犯」一般看待。抗疫的政策應該更加「以人為本」，而不是因為衛生原因不知不覺種下散播仇恨的種子。當社會因為缺乏科學知識而陷於恐慌，特別容易滋長仇恨，包括對內地人甚至說普通話人士的仇恨。要極力避免防疫由驚嚇為本變成仇恨為本（hate based），使本已傷痕纍纍的社會更難復元。 （3）以人為本，兼顧抗疫以外其他需要 以停課為例，市民當然明白這是為了保障學生的健康。但我們沒有看到教育局在支援中小學進行網上教學方面有太多措施，也沒有看到局方督促學校盡快向學生和家長交代復課後的安排，包括如何追上課程進度、暑假是否需要縮短等等——彷彿網上教學的效果與學校教學沒有分別，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在抗疫之餘，我們的措施應該更加以人為本，兼顧其他需要。 （4）提供足夠口罩，讓市民選擇生活方式 這一點應該是日後抗疫政策的關鍵。政府和專家應該清楚告訴市民：戴了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是否就可以正常生活？這對市民的身心健康，保持他們的信心相當重要。現在市面口罩供應已經基本充足，在下個月本地口罩進入市場後應該可以確保學生和其他高危人士的需要。當疫情趨於穩定而口罩供應不再是問題以後，除了避免人群聚集以外，應該由市民選擇其生活方式，逐步放寬強制措施，提高生活質素。公共場所人流數目可以限制，但不要再減少服務點或者服務時間，否則只會引來更多人群聚集的機會。 （5）回歸政策理性，定下放寬的時間表和標準 總的來說，香港的抗疫成績從任何方面看都是顯著的，但這是全社會付出極大代價換來的，不惜代價不等於沒有代價。要回歸政策理性，政府就必須考慮放寬各種防疫非常措施的時間表和標準。擺在面前的兩個最重要措施，就是對內地的14天檢疫限制和學校的復課安排。從疫情的最新發展看，內地的新增病例已經大幅下降，全國每日新增只有兩位數字。特區政府如何做到科學為本，逐步放寬對內地的檢疫限制（例如先放寬廣東省，再到其他地方，最後是湖北省），以什麼標準判斷，應該盡早向市民交代。復課方面，政府應該規定學生上課要戴口罩，並在個別學生口罩不足的情况下通過學校提供支援。學校可以通過縮短課時（如夏令時間上課）、高年級優先復課，甚至星期六上課等方式，一方面保障學生的健康，另一方面順利完成本學年的教學任務。 不能掉以輕心 […]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春節，我們都會檢討之前一年的目標做到多少，之後一年有些甚麼目標，希望在有限的人生可以做到最多想做的事情。但今年的春節，總是提不起勁。提不起勁不是因為這大半年香港發生的事情充滿挫折，挫折總會有，但辦法總比問題多。但這大半年發生的事，令筆者感到香港充滿陌生感。花開花落，送豬迎鼠，但這個香港好像已經變了另一個城市。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認為這種陌生感是來自對香港主流價值觀的衝擊。從小認為香港應該是這樣的，或香港人應該是這樣想的，但短短幾個月卻在幾個方面不斷受到其他香港人挑戰，甚至主流變小眾，這種感覺令到你不禁自己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甚至懷疑生活了多年的香港是否還是香港。價值觀的急速改變，可能是香港人在這一年內受到的最大挑戰。有些人變了，有些人堅持，有些人不知所措，也有些人在反思這個香港是否還值得待下去。 香港的情況大家或多或少透過媒體知悉，甚至有很多內地朋友在過去大半年都到過香港考察，想親身了解情況。這裏筆者反而想透過兩個方面去談談香港在這大半年的巨變。第一個是關於暴力，香港人從前對暴力的理解很有趣，在我們的文化裏，對語言暴力接受程度很高，相反對肢體暴力是零容忍。這個文化導致爭執的雙方可以非常辛辣的罵人，卻永遠不會真的動起手，甚至是一點點的肢體接觸都不會有。 但在近大半年，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警察還是示威者，雙方對陣時候武力不斷升級相信大家在媒體也看得到。但筆者談的，卻是在一般的社交媒體中，大部分市民已開始接受了這種暴力程度。當大家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大家而不是驚呼認為不可以再發生，而是先從自身立場出發去評論。如果發現是「自己人」被打，會憤怒指責，更會鼓勵復仇；如果是對立立場的人，則冷語諷刺又或幸災樂禍，並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 在過去的大半年，可以說社會、社區以至家庭的撕裂，導致香港人對肢體暴力的接受程度已超越一般文明社會。更可悲的是，這種情況已漸漸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似乎是不可逆的，即在可見將來，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程度，相信只會越來越高，甚至默許暴力成為解決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而由近半年的社會運動到最近的肺炎疫情，另一個變化較大的是對專業的看法。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甚麼天然資源，能夠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靠的是人才，亦因此香港這個社會對專業人士一直非常尊重。同樣香港的專業人士亦一直以自己的身份自豪，律師、醫生、會計師等等專業人士都認同專業態度的重要。 但在這這大半年，情況好像慢慢開始出現變化，首先出現問題的是公務員。香港公務員一直以來跟隨英國傳統，行事以政治中立作為原則。因為英國兩黨制的關係，公務員在執行命令時，都只會跟從當時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及政策。也正因為公務員是政治中立，他們不用為執政黨的政治判斷失誤負責。簡單而言，政治人物如果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會問責下台又或者在下次選舉失去議席，但公務員則因為政治中立而不用承擔政治責任。因此，香港公務員的專業守則就是政治中立。 可惜這種態度卻在這次風波中慢慢消失，很多公務員公開表明反對政府的政策，甚至舉行以公務員為主體的集會，現時發展到成立公務員工會，準備未來向政府公開表達意見。公務員當然有權在下班後表達政見，但卻不應以公務員的身份，因為在政治中立的原則下，公務員都應該支持執政者的政策。可惜事情發展至今，公務員已慢慢失去了這個原則，沒有了專業操守。 至於近期的武漢肺炎，也令到醫護界別的行動備受爭議。相比起2003年沙士的無畏無懼，今年醫護界就武漢肺炎的反應卻截然不同。現時醫護界正要求特首「封關」，並明確表明如果不封關則會以罷工作為回應。他們的理據是認為政府沒有做好源頭堵截病源，是沒有做好政府角色，醫護不應為政府背書，去面對這個還沒有疫苗的病毒。 今天的香港政府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問題時，反應緩慢，缺乏長遠考量，也沒有適當的決斷力，因此導致港人非常不滿，這是事實。但醫護專業是否就可以因這個不去醫治病人，並將這個壓力轉嫁到其他沒有罷工的醫護同事身上呢﹖ 當然支持罷工的人會認為現時情況惡化，政府才是要負主要責任，要醫護代替這個政府受罪，承擔人身安全風險，是不能接受的。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醫護面對不是自己做成的重大疫情，有沒有責任繼續工作﹖這幾乎是肯定的，事實上也很少有疫情是因為醫療失當做成。那第二個問題是當醫護的專業意見與政府政策出現重大衝突時，那醫護是否還要毫無保留站在最前線﹖ 這正是今天香港的公共議題，當醫護達到比較一致的意見，希望香港政府暫時不讓內地旅客來港，以及香港人從內地回港後要隔離14日時，香港政府卻始終不願接受建議。最終醫護開始蘊釀罷工，而在罷工前，已有醫護因為抽到要照顧武漢肺炎的病人而馬上辭職。支持罷工的醫護認為，如果政府接受專業意見仍有疫情發生，那是天災，醫護是願意承擔責任；但政府不聽意見而導致疫病傳入香港，則是人禍，他們則寧可以罷工作為手段去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接受專業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醫護的罷工態度，得到很多專業人士支持，而市民在看到香港政府的緩慢反應後，也開始慢慢站到醫護的一邊。這種取態可能與我們對「專業」的理解有所有同，正如部分市民仍不同意醫護的罷工，認為他們的專業是救人，不管原因為何，醫護仍不應在疫病面前做「逃兵」。有關的爭論在這次事件只是開始，但在香港政府的低水平管治下，相信反對政府的一方會得到更多人支持。 以上關於「暴力」及「專業」的討論，從側面探討香港近大半年如何改變香港人的變化，這兩個討論也是香港公共比較熱點的討論。當然我們在談及公共討論的時候，也要明白現時香港存在「親中/反中」的社會背景，否則這些公共討論都是抽離現實的。 當我們將這個矛盾放進以上的討論，就可以更進一步梳理現時情況，及預測未來香港社會的變化走勢。現時「親中/反中」可以說是香港的主要矛盾，甚至到一個程度是社會失去理性，基本上只問立場，而這種矛盾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希望透過選舉奪權。 舉例來說，由上年六月開始的街頭暴力，一直到11月選舉前為高潮，以理工大學事件作為間幕，反對派選舉大勝後即放緩。但剛巧發生了武漢肺炎，政府的緩慢回應卻給反對派另一粒子彈，但這次卻因為疫情不宜舉行大規模民眾集會或遊行，因此改為以成立工會及罷工作為主要抗爭手法。而上文提及的醫護罷工可以說是第一波。在半年前因反修例而提倡的罷工始終未有大規模開展，卻可能因為這次港府處理疫情不當而由個別行業開展，可以說是始料未及。 而香港的反對派亦有討論，指是次罷工當以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作為學習對象。當然團結工會連結的是不同工廠，仍以工人階級作為主要對象。而香港的工會則以不同行業作為對象，透過在不同行業成立工會，一來可以為未來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作準備，二來也可以連結不同工會，長遠發展反對派的實力，將本來定期上街遊行的散兵遊勇通過工會團結起來。 回到有關「暴力」及「專業」的討論，不難看出，其實這兩個價值觀的改變，正正為反對派提供了兩條新的，而且有利他們的戰線。本來傳統反對派的手法，就是定期遊行，加上選舉年找議題造勢，即街上遊行以及議會選舉兩條戰線。但在逃犯條例修訂下的社會運動，街頭暴力成為一條新的戰線，而且有關「暴力」的接受程度，亦令到社會新一代更多人接受這種抗爭手法。此外，近期的疫情，也給予反對派一個機會，成立新工會以罷工給予政府壓力。而有關「專業」的公共討論，也正正為這些罷工找到合理原因，因為政府之後只要政策有失誤，或不聽從工會的「專業意見」，工會的罷工就會變得合理了。 街頭和平示威、特首選委會及兩個議會的選舉、街頭暴力抗爭，還有工會聯合罷工這四條戰線將會是未來香港政治的核心，但形勢卻基本上是一面倒向反對派。首先街頭和平示威的人數反對派基本佔優，而在區議會大敗後，建制派亦可能在未來的立法會及選委會失利，因此傳統兩條戰線都是大敗。而在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下，反對派的暴徒有機會積極練兵，和警方的爭持暫時可看成是守和。而在近期開展的罷工運動，反對派乘著港府的失誤及反修例運動，一鼓作氣也取得了優勢。所以初評估下，建制派在四條戰線是三敗一和。 以上種種情況，注定香港的2020年比起2019年更難過，送豬迎鼠卻不代表新一年有新氣象。年頭要處理疫情，年尾要面對立法會選舉，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亦不見得有何良方。但倒過來，反對派得到優勢卻也不代表香港能找到出路。雖然筆者並不懂得占卜，但看來今年香港仍是流年不利，諸事不順，善哉善哉。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

香港反修例運動真正構成了「一國兩制」香港實驗前後半場的分水嶺。對這一分水嶺的時間點與巨大的歷史轉折意義，香港社會或許仍然缺乏充分的自覺。但黑衣青年卻以「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高度政治自由並依賴社會對青年造反運動超強的道德寬容而充當了突顯這一界標的直接歷史動力。他們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對法律秩序本身造成持續的破壞，以不斷犯下新的罪行的方式追求完全免罪，以勾結外國勢力的方式尋求實現脫離《基本法》上的普選，以持續反國家的方式試圖阻斷「一國兩制」內在而自然的融合發展進程。反修例運動暴露出香港社會在回歸22年之際仍然未能發展出一種真正奠基於「一國兩制」的共識史觀與憲制認同。借用呂大樂教授的一個經典斷語「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青年造反以及整個社會的自虐式破壞，顯示的正是香港「精神回歸」途中的極度窘迫困頓之態，如同高燒不退的病人一般。

香港反修例運動不斷惡化升級，演變成每週末的暴力衝擊和愈演愈烈的破壞法治行為。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嚴重損害香港法治權威和享譽世界的自由營商環境，持續滋擾及破壞民生利益與社區和平秩序，造成了香港內外對一國兩制如何維護與發展的某些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