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至穎: 香港需要如何再出發？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2020年5月5日成立，以前任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為首，發起人包圍香港商界，政界，學界多名知名人物和眾多青年，務求克服經濟蕭條，政治危機和香港香港如何再出發，才能克服逆境，恢復繁榮穩定？筆者建議應以全球視野來看香港現狀，解構困局根源，再逐步為基礎。

回顧香港自2019年5月起的經歷，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一個地區的經濟要獲得發展，先決條件是擁有安全的社會環境和可信的市場製度，令經濟及投資活動得以進行，然後才是充分調動勞動力，技術，資本和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過去一年，修例風波引發了香港的社會動盪和撕裂，暴力衝突層出不窮。服務業佔香港GDP的90％，個人消費佔香港GDP幾近70％，而全球各地因應香港的社會動盪，一再響起旅遊警示，嚴重打擊旅遊業和相關的消費活動，限制了生產要素的調動，導致十年一遇的經濟負增長。開始沒多久香港就在於疫病情境，經濟活動近乎停頓，更是雪上加霜。顯而易見，社會穩定是香港繁榮的基礎。

貧富差距造成民粹

只有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市民不信任精英階層，才會出現民粹政治。香港堅尼係數自從2001年起一直不下於0.5，反映貧富不均已成成香港社會矛盾的長期溫床，大眾置業困難便是典型例子。因此，普遍港人自覺並非經濟增長的受惠者，所以修例風波的示威者不惜以暴力衝突，絲毫不顧念對經濟活動的安全威脅。他們採用的政治組織模式，恰恰是盛行的民粹主義：以貶抑羞辱傳統精英為務，將問題歸結於內地的崛起和外來移民，以社交平台為組織人群的媒介，提出的政治主張極端而不考慮範圍，只考慮激發市民參與的政治熱情。種種認為都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扭曲反映社會治理的失效。

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英國的脫歐公投，替代的成功成功，這些都是民粹政治抬頭的代價，均值反映1980年代起，裡根總統和戴卓爾夫人介入英美政壇，新自由主義政治風行全球，政策偏向全面走向“小政府，大市場”，其實際不外乎令各國政府積極進行經濟增長，解開對資本流動和組織生產的限制，削減政府對社會民生的支出，減少對普羅大眾的社會福利保障。結果締造了當時的經濟榮景，但據樂施會今年發表的報告，如今全球有2153名億萬富豪坐擁的財富，超過全球六成人口總和，足見其弊端。

得益於2003年對抗沙士的經驗，香港政府和社會及早在能力範圍內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能夠控制。以與方式劃分，歐美的政壇精英則輕而無備，疫情迅速擴散時，只顧著著等等方式還原病毒傳播，故此人口密集，缺乏防疫物資和意識，手停口停的貧民窟最容易急速傳播。另一邊沿其國民因崇尚自由的緣故，同時貧富差異嚴重，疫情迅速擴散，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更令減輕加劇。以美國為例，究其根本，其貧民窟眾多，社會治理失效，市民的防疫意識薄弱是根本原因。

面對遠慮近憂，香港要重新恢復繁榮穩定，關鍵在於恢復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同時令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要做到這點，港府需要改變大灣區和促進科技發展，獲得新動力。

港人要著力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當務之急急於誠意和政績，恢復市民的信任，其關鍵在於展現出服務市民需要的姿態。部分港人覺得西方之所以“吸引”，說到底都是因為選舉程序此後，港府需要透過積極聯絡各區組織，誠意聆聽市民的民生需求，歸納後公佈，並提出相關政策，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市民大眾​​表達然後港府以積極推進民生政策，以政績壓縮民粹政治的盲動空間，讓市民確認自身需求得到港府的理解和認識。

經濟復甦須藉東風

港府改善社會治理的方向，是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目前可納入為大興土木，增加房屋供應。港人目前擔心在生計，最突出的有兩點：就業問題和安置業困難。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3月香港失業率高達4.2％，達十年高位，還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故此港府應力保就業。除卻特首和政治秘書長官員應落區探訪社會福利機構和僱員再培訓局，以示誠意，港府應趁市道低迷，大興土木拉動就業，解決港人置業問題。港人在房屋居住需求急切，但港府多年在增加房屋供應毫無寸入。港府可多管齊下，通過積極向工程公司和房地產發展公司招標，招標期間附帶職位設立和薪酬的條件，尤其是設立可以讓青年人發揮所長的職位，控制貧富差距。具體措施可為加快舊有市區開發，重啟新市鎮建設的步伐，動用《重置土地條例》增加土地供。積極籌辦基建和房屋建設則可一石二鳥，同時增加職位和紓緩港人置業困難。

要長久支持社會治理的改善，港府需要更多的國家的東風。環視全球，中國逐步的轉變將成為經濟發展新動力，香港可通過約會國際高端人才和促進科創發展，得以這道東風。新自由主義干預下的積累的隱患正在不斷浮現爆發，西方社會更力行“逆境”做貿易保護，民粹政治當道；中國繼續力行“一帶一路”，協助形成的基建發展和全球。現在，中國迅速控制疫情，恢復經濟活動，最大機會獲得全球資本的青睞，香港應該更積極做好對接中國與世界對接的角色。中國掌握種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新的技術升級貼近生產端，反饋迅速而貼身，正是香港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布國際高端人才的賣點。

故此，港府推動香港合併大灣區，促進科創發展，獲得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具體做法是通過積極投資和應用包括人工智能，工業機械人，生物醫療，金融科技等等創新，促進未來科技產業的發展，並吸引國際第一流的尖端科技開發商和相關人才。政府應積極向尖端科技開發商採購服務，推動政務的科技應用及智能化，支持科創企業的發展。亦應積極鼓勵尖端技術的學界人才到政府資助大學，開設課程教授學生基礎知識直系的關係。

此外，港府由創新及科技局與大學出面，與灣區企業及我們科技協會行業商會接洽進行實習和管理培訓生計劃，鼓勵香港學生減少尖端產業獲得發展。從而，香港可透過協助大灣區的產業升級，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總括而言，回顧香港過去一年的經歷，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異步反射社會治理的重組，可見於貧富懸殊殊榮和民粹政治。社會治理的失敗正是源於新自由主義政治。現代新冠疫情是各地社會治理能力的磨刀石，反映民粹政治難堪大任。故此，港府要恢復市民的信任，令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可以通過大灣區和科技發展，令香港恢復繁榮穩定。

原文載於《大公報》評論版（2020年05月12日)

作者是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