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講好「香港故事」,我們必須關注和深入分析西方媒體「講什麼」、「怎麼講」;從而為特區政府和民間力量在輿論方面製定更有力的應對策略,提升香港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權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作為國際大都會和金融中心,香港匯聚了全球最重要的電子、印刷和網上媒體。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數據,截至2021年4月,駐港外國媒體共有628名持工作簽證的外籍員工[1],而在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海外媒體截至2021年7月有69間。過去三年,香港經歷「修例風波」、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等影響深遠的事件和舉措。可惜,西方政府和媒體也在這段時間無所不用其極抹黑中國。香港作為國家與外部勢力交鋒的「前沿陣地」,無可避免受到各種偏見、歪曲和抹黑言論影響。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集體學習中指出,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十四五」規劃也指出,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多層次文明對話,創新推進國際傳播,利用網上網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民心相通」。
「香港故事」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講好「香港故事」,我們必須關注和深入分析西方媒體「講什麼」、「怎麼講」;從而為特區政府和民間力量在輿論方面製定更有力的應對策略,提升香港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權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下稱「本智庫」)曾於2020年完成一項《外國媒體眼中的香港和「一國兩制」》研究,以2019年「修例風波」的外媒報道為例,分析其報道手法、標題、內容並提出強化建制派建立國際話語權的建議。自2021年下半年起,本智庫系統收集、整理和分析18間西方媒體對香港問題的報道,涵蓋報道數目、報道議題、正負面分析等各方面。媒體研究範圍包括18間西方媒體,其中報章7份、雜誌3份、新聞通訊社3間、以及電子媒體5間,基本涵蓋了主要西方報道中國和香港特區新聞的重要媒體,既有即時或即日新聞報道,也有較深度的專題分析文章;除了政治新聞為主的媒體,也有以財經為主要內容的頻道(如彭博和CNBC)。本文的分析主要以最近三個月的相關報道為基礎。18間西方主要媒體詳列於表1。
表1:西方媒體名單
報章 |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 |
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 | |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 | |
Washington Post華盛頓郵報 | |
The Times泰晤士報 | |
Daily Mail每日郵報 | |
The Guardian衛報 | |
電子媒體 | BBC英國廣播公司 |
Bloomberg彭博 | |
CNN有線電視新聞網 | |
CBS無線廣播及電視網 | |
CNBC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 |
新聞通訊社 | Reuters路透社 |
Associated Press News (AP) 美聯社 | |
Agence France-Presse (AFP)法新社 | |
雜誌 | 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 |
Time Magazine時代雜誌 | |
Newsweek新聞週刊 |
最近三個月數據分析
根據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的統計數據,18間西方媒體總共發布了270篇有關香港事務的新聞報道,每週對香港的報道的平均數量為20.8篇,每週報道量由8至39篇不等。報道數量最多的西方媒體為路透社,總共有52篇,佔18間媒體報道總數的19.3%,其次是彭博(36篇)和法新社(33篇)。在四大媒體類型中,新聞通訊社的報道數量最多,總共有116篇,超過總量的四成(43.0%),其次依次是報章(28.1%)、電子媒體(23.3%)和雜誌(5.6%)。
根據報道內容,表2列出西方媒體對香港報道所涉及的五大議題。總體而言,西方媒體的題材仍然集中於政治議題以及香港國安法實施的相關情況。報道中最多涉及的五個議題依次是「新聞和表達自由」(30.0%)、「新冠疫情」(14.1%)、「立法會選舉」(13.0%)、反對派人士現況(12.2%)和香港國安法案件(11.5%)。「新聞和表達自由」議題的報道主要集中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報道內容主要涉及香港兩間網媒相繼停運,西方媒體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繼續受到香港國安法的「打壓」。「新冠疫情」的相關報道主要集中在2021年11月和2022年1月,西方媒體在11月較為關注內地與香港兩地通關的進展,在1月則關注香港自元旦以來爆發的第五波新冠疫情,並著重批評香港堅守的「動態清零政策」;「立法會選舉」議題則主要集中於2021年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前後報道,報道中的論點大多認為香港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是受到中央政府「操控」的「清一色」選舉,並重點突出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低」的現象。「反對派人士」方面,西方媒體主要關注他們在港因違法被捕和接受審訊的消息;而對於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案件,西方媒體也特別關注。
表2:西方媒體報道的五大香港議題
議題 | 2021年11月 | 2021年12月 | 2022年1月 | 總量 | 佔比 |
新聞和表達自由 | 18 | 39 | 24 | 81 | 30.0% |
新冠疫情 | 15 | 3 | 20 | 38 | 14.1% |
立法會選舉 | 3 | 29 | 3 | 35 | 13.0% |
反對派人士 | 7 | 16 | 10 | 33 | 12.2% |
《香港國安法》案件 | 18 | 6 | 7 | 31 | 11.5% |
其他 | 8 | 9 | 35 | 52 | 19.3% |
總數 | 69 | 102 | 99 | 270 | 100.0% |
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報道立場。但在描述事件和報道的同時,媒體通過引述評論員的觀點,一方面可以豐富報道的內容,也可以加強報道的公信力。香港政治議題爭議性大,媒體找什麼立場和什麼背景的人作評論變得十分關鍵,這些評論也是分析媒體話語權的重要指標。
本文分析的270篇有關香港報道當中,共引述評論員觀點169人次。表3列出評論員的背景和政治立場,從中可見建制派在西方媒體話語權的情況。以比例方面,反對派的評論員佔比達75%,是建制派/中間派的三倍。評論員背景方面,建制/中間派和反對派的構成有較大差異。前者較多來自政界和學界,而後者的民間組織比例則比前者高。外籍人士在反對派評論人次比例中明顯偏高,佔44.1%,反觀建制派和中間派,只有9.5%。
表3:不同背景的評論員的受訪人次和佔比
評論員背景 | 建制派/中間派 | 比例 | 反對派 | 比例 |
學者 | 15 | 36% | 46 | 36% |
政治人物 | 18 | 43% | 27 | 21% |
民間組織 | 1 | 2% | 28 | 22% |
專業人士 | 6 | 14% | 18 | 14% |
商界 | 2 | 5% | 8 | 6% |
總數 | 42* | 100% | 127** | 100% |
*建制派/中間派佔所有評論總數25%;
**反對派佔所有評論總數75%
本文把評論員的背景分為民間組織、學者、專業人士、政治人物和商界5類。建制派/中間派評論員除了在總量遠遜於反對派以外,其多元性也有所不如。建制派的評論員有大約一半來自政界人物,其次是學者;民間組織和商界偏少,各不足一成。反對派方面,無論民間組織、學者和專業人士評論員比例都不少,都超過兩成。
圖4顯示在調查時段內受訪次數最多的6名建制派/中間派人士,分別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民協主席馮檢基、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和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前四名人士主要就去年12月立法會選舉作出評論。
圖4:受訪次數最多的前六名建制派/中間派評論員(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
多年來,西方媒體一直不遺餘力抹黑香港,尤其在2019年「修例風波」以後。特區政府正加大作出回應和澄清的力度,以更主動的姿態在國際社會講述「香港故事」。自2019年起,特區政府已經開始留意西方媒體對香港事務的偏頗和不實報道,並就具體文章作出回應及澄清。「香港品牌」(Brand Hong Kong)網站的「回應及澄清資料庫」中收錄了特區政府自2019年5月起回應西方媒體的相關信件[3]。
回應及澄清信件由特區政府各司局發出,本文統計了自2019年以來主要官員(司長和局長)去信的情況。自2019年以來,特區政府的司長和局長總共向西方媒體回應58次,其中2021年39次,比2020年的18次增加了120%。
在去年曾經回應西方媒體的現任司長和局長中,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的次數最多,達9次,其中在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回應5次,擔任政務司司長後回應了4次;其次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見表5)。李家超最近一次是2022年1月11日回應《經濟學人》於2022年1月8日有關香港立法會選舉「被操控」和「不民主」的言論,強調立法會選舉公平、公開、公正,正如回歸後的各次選舉一樣;而全世界有多種民主模式,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專利。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其民主制度根據基本法採取循序漸進和符合特區實際情況的原則,不斷向前發展。[4]
表5:現任主要官員在2021年去信西方媒體的次數
姓名 | 職位 | 去信次數 |
李家超 | 政務司司長(4) | 9 |
保安局局長(5) | ||
陳肇始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7 |
曾國衛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 5 |
鄭若驊 | 律政司司長 | 4 |
許正宇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2 |
楊潤雄 | 教育局局長 | 2 |
陳茂波 | 財政司司長 | 1 |
總數 | 30 |
上述研究結果和觀察顯示,香港特區在國際傳播的話語權相當弱勢,建制派人士在海外與在香港的民意支持度並不匹配。本文認為,要加強話語權,應該從「人」、「能力」和「平台」三方面著手。
本文提到,無論在學者、政治人物或者民間組織等不同界別,建制派/中間派在評論者的統計當中都大幅落後。優秀的評論員必須英語良好,對香港問題有深入和正確的認識,了解、擁護並有能力向海外宣揚「一國兩制」。因此,有必要主動培養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時事評論員和作者。
表6列出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首五位建制派/中間派評論員在本地英文媒體的撰文次數。可見,活躍撰文的以資深專業人士、退休官員和學者較多,年輕撰稿人相對少。
表6:建制派/中間派評論員在本地英文媒體的撰文次數(首五位)
(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
作者 | 職務 | 撰文次數 |
江樂士
(Glenville Cross) |
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 | 23 |
何濼生 |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 | 12 |
郭文緯 | 前副廉政專員 | 11 |
劉兆佳 |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 9 |
劉仲恆 | 執業醫生 | 8 |
本文建議,有關方面應該主動加強建制派人士的英語論述能力和曝光率,其中社交媒體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建制派政治人物,尤其是年輕一輩和英語水平較高者,應該主動開設英語傳播頻道,例如YouTube、Twitter和Instagram。定期的(甚至是每日的)有關香港新聞的英文評論,可以加強對本地外國人的影響力,進而輻射到國外。除了現有的政治人物,建制派也應該培養更多來自不同界別,有留學背景的年輕人成為「KOL」,由他們傳達建制派信息和駁斥對方的謬論和謠言,將會更有說服力。
要強化在媒體的話語權,除了有合適的人選和足夠的英語和論述能力,也需要有充足的平台。要短時間內打破外國媒體的歧視和偏見並非易事。建制派應該更多善用現有英文渠道和積極開拓自己的英語傳播頻道。近年建制派出現眾多網上媒體,包括點新聞、橙新聞、HKG報、港人講地等等。傳統的愛國媒體如大公報和文匯報也設立眾多網上媒體,提供大量文字和視頻資訊。然而,較具規模的英語頻道卻還未出現。
建議集中力量和資源打造一到兩個高水平的香港網上英語平台,包含評論文章,短視頻和時事節目。這些平台應該與現有中文網媒深入合作,務求在內容和選材方面互相配合,更快速靈活地做好國際傳播工作。國際傳播不只是英語傳播,有效的傳播需要根據受眾的背景製作符合其文化和習慣的內容,潛移默化改變他們的觀點。這並非現有中文媒體的強項,也並非翻譯個別中文文章可以達致。
本地和外地的建制派學者的受訪數與反對派相比偏低,只有其三分之一。學者相對於政治人物的評論較為客觀,也較容易被讀者認同。研究香港問題的本地和內地學者相當多,但在西方媒體評論圈的代表性卻偏低。因此,本文建議應加強與香港和外國的學者聯繫,鼓勵觀點持平或接近的年輕學者多參與媒體的評論。這些學者可以先在建制派的英語頻道和媒體曝光,並保持一定的專業和客觀性,不宜被視為官方的「傳聲筒」,否則將降低在外媒評論的機會。
面對不斷增加的西方媒體對香港現狀的失實報道,特區政府有必要增強話語權,取得塑造「香港故事」的主動權。除了傳統的網站平台外,政府應更主動利用社交媒體平台例如YouTube、Twitter、Instagram。發布形式也應該盡量貼近網絡文化,以圖片和視頻為主,避免過多冗長的文章。建議特區政府考慮特設有關「一國兩制」和香港現況的相關賬號和頻道,更主動和及時地回應眾多失實報道。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年11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網址: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11/t20211115_10448526.shtml
[2] 《特首:全面理解國安法 全力推進全方位實踐》,載於《文匯報》,2021年7月6日。網址:https://dw-media.tkww.hk/epaper/wwp/20210706/a01-24-0706.pdf
[3] Brand Hong Kong 香港品牌:回應及澄清資料庫。網址:https://www.brandhk.gov.hk/en/clarifications-archives
[4] 參閱https://www.brandhk.gov.hk/docs/default-source/clarifications/2022/2022-01-11-Letter-to-The-Economist.pdf
作者何建宗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作者全乃天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