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極限施壓下的美式衰退與應對

中美貿易戰離奇地沒有協議，陷入持久戰漩渦。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及美國鷹派主導的「不平等協議」，正在一步步喚醒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和對抗意志。這是特朗普談判藝術的重大失敗。中美貿易談判歷時一年多，若能遵循某種「密約」方式，或「明約」之外附加「密約」，則儘管可能是中國做出更多妥協與讓步，仍可能簽署正式協議。

然而特朗普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其口沒遮攔的「推特（Twitter）治國」，對中美貿易談判做了太多的提前「劇透」和有利於美國的一邊倒炫耀，這種操作或許有助其回應美國民意及爭取連任選票，但卻極大刺傷了中國人民集體尊嚴和榮譽感，引發中國人民對貿易協議是否真正平等與公正的深刻質疑。這一質疑甚至可能觸及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挑戰，因此中國當局必然採取審慎對待與強硬否決的立場。中共是有着濃厚民族主義情結、國際主義使命及長期鬥爭意識與經驗的高度理性化政黨，不是民主選舉下的有限責任制政黨，特朗普對此亦有嚴重失察。

特朗普談判的基本框架來自其《交易的藝術》，是其美式商戰經驗的政治運用。特朗普對大國貿易談判的基本經驗，則來自1980年代美日談判。特朗普渴望再造新式《廣場協議》的歷史功績，使美國霸權與利益得以延續。正是在共同維護美國霸權與利益的意義上，美國在此次貿易戰中形成對華政策的高度共識及對特朗普式極限施壓策略的完全接受。特朗普推特上的「高度樂觀主義」，對陷入中國威脅論的美國精英與民眾給出了極大安慰和滿足，帶來虛假的安全感補償與利益收穫預期。若貿易協議按現有版本簽署，則特朗普「交易的藝術」大獲全勝，中國國家利益與發展前途將遭遇嚴重阻撓甚至中斷。現有版本協議是一種符合美國的根本戰略利益與霸權維護需要，直接對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阻斷性協議。

阻斷沒有成功，協議沒有簽署。中國最高領導人在最後時刻否決協議，提出追求更平等協議的政治要求。這一否決是重大政治決斷，是中國執政當局對國家整體存在類型與方式的嚴肅判斷和守護。否決的理由來自十九大報告的「兩個100年」目標，後者精緻規劃了一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存在類型與方式。若簽署協議，中國將喪失基本的經濟主權與發展權：其一，取消「中國製造2025」所有補貼，放棄「製造強國」戰略目標，永久停滯於全球技術產業鏈中端偏下的「無害」地位；其二，接受美國派出的「經濟總督」對中國履行協議情况進行合規監督，按「中興模式」接受美國跨國經濟管制；其三，不公正地接受美國提出的「產品傾銷」安排，損害中國經濟利益和產業利益；其四，結構性阻斷中國政府對國民經濟正當合法的領導權，抽離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干預中國內部政治體制改革及取向。

談判一年多以來，中方基本上是在持續妥協中容忍美方不斷加碼的要求，希望通過經濟讓利獲取美方理解與認可，勉強維持既往的中美貿易關係及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但談判具體進程逐步暴露美國完整戰略意圖，即通過極限施壓方式逼迫中國放棄任何有意義的發展戰略，逼迫中國回到十九大報告及「一帶一路」戰略前的屈從狀態。這是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無法接受的。

談判階段性破裂後，儘管雙方仍沒有封死談判大門，但中方的否決理由和談判底線已十分清晰，若美方不實質修改協議和讓步，則談判很難重啟。這一場景很像曾經的朝鮮板門店會談，邊談邊打，以戰場上的即時勝負作為談判砝碼，而唯有戰場上的戰線堅守與犧牲堅持，才有最終趨於平等的板門店協議。此次貿易協議類似「經濟板門店協議」，當下的堅持也類似曾經的戰場堅持。對中國在貿易戰上的有力反擊，美國不是從中國的正當理由及自身先前的霸道行為中反思改進，而是變本加厲地繼續極限施壓，將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而這一新階段的科技戰以對華為的極限施壓和全方位打擊作為典型。特朗普通過總統行政命令方式直接要求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阻斷美國公司與華為的產業聯繫，並對世界範圍內的有關公司施壓，這是反市場與反全球化的典型行為。特朗普也曾表示要通過正當的市場競爭戰勝華為，如今自食其言，可見在帝國霸權利益面前，市場原則已被踐踏。

三方面體現美式衰退

從更為完整的視角看待美國一連串極限施壓及所謂特朗普的交易藝術，我們可清晰判斷出美國陷入了持續的經濟與精神衰退，儘管這可能是一個長期過程，但從21世紀整體發展前景來看，應當是可以接受的一個基本結論。美式衰退至少體現在如下層面：

其一，經濟衰退，這既源於全球化過程本身對美國產業空心化與製造業結構性消失的作用，也源於美國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衰退，經濟過度金融化和泡沫化，消費主義橫行，基本的「新教倫理」不斷喪失。

其二，精神衰退，即美國不再具有為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提供基本公共品的道義責任和貢獻力，相反卻利用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壟斷優勢，對盟友及其他國家進行直接的安全威脅和利益榨取，從而喪失作為全球立法者的道德正當資格與公共服務倫理。

其三，體制衰退，即美國三權分立體制受到特朗普主義及其「超級總統制」的極大衝擊。特朗普濫用民粹主義、推特治國的廣場主義、依「總統令」行政的專制主義、泛國家安全的管制主義及緊急狀態權，使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分支喪失基本的憲制制衡功能，也使受到特朗普權力侵害的美國相關企業和階層利益無法尋求憲法救濟。

美國必須受權力制衡

總之，單一方向上的極限施壓，是特朗普個人交易藝術與美國帝國霸權求生本能的奇特結合，包括盟友在內的整個世界頗受其害。這種極限施壓，嚴重破壞美國自身締造和承諾維護的戰後國際法秩序與多邊主義貿易體系，是對人類和平與發展利益的結構性威脅。針對此種威脅，中國的戰略選擇是有原則地抗爭，既對中國國家利益負責，也對人類發展利益負責。若中國抗爭成功，民族復興與人類發展將獲得一個全新的正當合法基礎。

但中國的成功不可能僅依賴中國自身力量，還需依賴中美之外的廣泛的第三方力量，包括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隨意撕毁協議、一對一極限施壓及濫用國際治理權優勢，已結構性損害了美國作為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老大哥」的道德資格與能力基礎。美國必須受到權力制衡與制度制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本正義原則與制度才能得到維護和發展。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9年5月31日)

圖片來源：https://www.singtao.ca/3483596/2019-05-27/post-%E7%89%B9%E6%9C%97%E6%99%AE%E9%BB%9E%E5%90%8D%E8%B1%90%E7%94%B0%E7%A4%BE%E9%95%B7%E3%80%8C%E4%B8%8D%E5%83%8F%E8%80%81%E9%97%86%E3%80%8D/?variant=zh-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