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少喊口號多做實事 避免大灣區重蹈「官熱民冷」覆轍

時間是2018年底。你的一個外國朋友到內地旅遊，順道來香港看看和購物。當他知道香港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已經通車，香港和內地從西到東有深圳灣、落馬洲、羅湖、文錦渡、（新建成的）蓮塘和沙頭角6個口岸，他很自然地問一句：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在對岸工作和生活？當聽到你說「極少」的答案後，他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綜觀全世界的所有大都會，例如紐約、東京、倫敦還有北京，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向外擴張是正常不過的現象：倫敦地鐵由第一區（zone 1）擴張到第六區（zone 6）；北京公路也由「三環」建到「六環」。當然，大都會盲目擴展引來的弊病和後遺症十分嚴重，但起碼，這些城市的邊界不會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以內，市民的視野也不會。

能否摒棄「設定」想法思考香港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過去的發展只立足於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範圍內，無論成功與否，都只是一個歷史的例外、歷史的特例。粵港澳大灣區在回歸20年以後的今天被提出，既可讓香港重新尋回自己的腹地，回到大都會正常發展的軌迹，也是衝擊着整個香港（包括政府和民間）的想像極限：我們能否摒棄百多年來羅湖以北就是「鄰近地區」的「他方」的「設定」（default）想法，真正從大灣區的角度出發，思考香港的問題和解決之道？

當然，這種「從香港看香港」的「正常想法」有其深厚的歷史原因，也反映着內地和香港至今無論在文化、價值觀和做事方式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不幸地沒有因為一國兩制的實施和兩地經濟水平拉近而顯著縮小。大灣區的提出近月顯得沸沸揚揚，但要真正讓香港人認同這個概念，而不是重複過往類似與內地有關的發展概念「官商熱，民間冷」的下場，筆者有以下觀察和建議。

須坦白承認大灣區的挑戰和局限

近日很多官員和學者都喜歡把粵港澳大灣區跟東京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相提並論，從人口到面積到產值到產業結構等方面比較，並推論我們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潛力。但不容否認的是，灣區本身只是個地理概念，理論上在中國沿海可以劃出無數個「灣區」（環渤海也是一個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挑戰和機遇，都是來自一國兩制。我們與其他灣區相比最吃虧的，也是人才、資金、信息和貨物四大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制約了港澳和其他九市深度融合。

而由於港澳比廣東的規模小得多，在要素自由流動之餘又要小心處理容量的問題，不能完全對等（兩地遊客和過境車輛數量不能對等便是明顯例子）。如何處理兩地人民的情緒，避免讓人覺得大灣區是「廣東益港澳」的發展概念，實在考驗各方的智慧。

大灣區是機遇 但不是什麼「最後機會」

香港的發展面臨衆多問題，包括土地不足、房價超高、人口老化、產業結構單一、貧富懸殊嚴重等等。這些問題的形成多大程度與內地有關可謂衆說紛紜，但大部分問題的解決方案，卻與內地分不開！內地相對便宜的土地成本、龐大的市場，以至較友善的創新創業環境，都可以為香港年輕人帶來一個認真的選擇。

然而，筆者對於有些人說「年輕人不去內地或大灣區發展就沒有前途」這種說法也不能苟同。大部分香港年輕人把眼光只局限在香港有其歷史原因，我們不必要求所有年輕人都要北上發展。任何一個地方，願意離開居住地向外發展的，都是少數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讓願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人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減少因歷史原因導致的不必要障礙和不平等待遇。筆者所在的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上月發表「港人內地讀書就業身分待遇問題研究」，也是根據此思路而提出十大政策建議。過分強調香港的弱勢並硬推年輕人往內地發展，很容易弄巧反拙。

拉近與大灣區心理距離 重新reconnect

值得慶幸的是，與過去泛珠三角九省區相比，大灣區內地九市對於香港人來說並沒有那麽遙遠和抽象。事實上，香港人大部分的父輩或祖父輩都來自珠三角，即大灣區。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願意到大灣區的香港人集中在商界、基層市民和長者。前者積極在大灣區開展生意業務，後兩者則享用價廉物美的旅遊資源，甚至定居或者養老。

相對來說，香港的中產、知識分子和年輕人對大灣區則感覺疏離。他們更熱中於在長周末到日本或泰國旅遊，而非到近在咫尺的大灣區。可以說，他們與東京、曼谷的「物理距離」很遠，但「心理距離」很近；與大灣區則「心理距離」比「物理距離」大得多！如何拉近兩個距離的鴻溝，實在是個很大的挑戰。

大灣區的發展與過去諸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等惠港措施最大的分別，是讓香港居民可以在整個大灣區居住、生活和發展。因此，無論是政府、商界和民間智庫，都應該少喊口號、多做實事，切實研究如何為有志到內地的港人消除各種障礙，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重蹈「官熱民冷」的覆轍，才能讓香港人更願意擁抱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重新與它reconnect。

作者何建宗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201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