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聯合主辦的「‘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treat or Reboot?」（「‘一國兩制’：後退或重啟？」）網上英文研討會於11月6日上午舉行，主講嘉賓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教授，以及本智庫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
張炳良教授指出香港與內地的聯繫逐漸緊密，但也產生了衝突和不協調，包括民主進程、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2014年「佔中」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兩地從互相尊重到互相不信任。中央因此加強了對香港的把關，中美矛盾對香港的國際角色也產生了影響，這都令香港的未來發展存疑。張教授認為「一國兩制」是需要堅持的道路，制度矛盾也會持續，但重啟「一國兩制」需要香港在變化的環境下找到新的立足點。由於中國和全球環境不斷變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結果是不確定的，香港需要開放地看待各種可能性，保持活力和適應力。
呂大樂教授指出「一國兩制」是歷史妥協的產物，結合了多方的利益，因此不能滿足各方的所有要求。由於國家和國際形勢的發展不斷變化，必然會產生「一國兩制」訂立時不能交代清楚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包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以及香港擁有多大的高度自治權。以上的制度矛盾產生了對民主進程速度和國家安全的爭論。對於香港來說，如何平衡是最重要的，進而有效地理解和實踐中央提出的要求。最後，香港需要證明“香港之道”(Hong Kong Way)是有價值的，這要求香港在《國安法》下保持國際性，達到國際社會的期望，並中央認可香港的國際優勢。這需要香港社會各界共同打造，並要放眼未來，為香港的新功能作準備。
何建宗博士針對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展開討論。他認為融合是以差異為前提，但問題是「誰融合誰」和「哪些差異值得保留」。反修例運動反映了兩地經濟融合、社會融合和政治融合的不協調發展，政治上融合「失敗」會反過來拖慢經濟和社會融合。政治融合是「一國兩制」的關鍵，但目前兩地政府傾向「各自為政」、政策缺乏連貫性、與大灣區城市對接不足，市民在身份和觀念上都對政治融合產生抗拒。最後，何博士認為大灣區作為香港的腹地可以幫助香港的發展軌跡「正常化」。「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的制度既「有異」於國家，但又「有益」於國家。香港多年的政治爭拗都與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差異的幅度會否太大有關，普選問題和基本法23條立法便是最佳例子。他認爲，兩地的「最大公約數」是香港的一制必須既「有異」又「有益」於國家，「一國兩制」才可以行穩致遠。
在討論環節，三位講者圍繞解決三大矛盾是否為「不可能的任務」作出討論。對於「融入國家發展和保持國際聯繫」的矛盾，三位講者都認同香港應該保留自身特色和價值，尤其是國際角色。何建宗博士指出，有人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已經確立了香港的定位，香港手持這張“車票”，如果錯過登上“列車”就會原地踏步，不知道下一次機會什麼時候到來。香港要更充分地理解當前的形勢，理解內地的制度和觀點，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定義自身定位。對於「兩地融合和身份認同」的矛盾，張炳良教授認同融合一直是困難的，歐盟過去一直嘗試融合，但仍有矛盾，香港的關鍵在於採取更包容的態度，求同存異。呂大樂教授認為香港要找到抗拒身份認同的根源，從而提出更有前瞻性的管理方法。針對「選舉制度的安全性和管治者的能力」的矛盾，呂大樂教授認為選舉制度的未來仍值得討論，一方面保證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允許更開放的選舉，允許當選人做實事。最後，三位講者都認同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不能成為被動接受的一方，提高施政水平的關鍵在於針對香港問題並結合國際優勢明確自身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