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記者 沈而忱）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6日在“回首百年輝煌路·共築灣區中國夢”論壇上，以《奮戰追夢：在融合與差異中前行》為題發言。何建宗表示，“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的“一制”既要“有異”於國家，也要“有益”於國家，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因素。兩地融合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正在不斷增加，這既有國家政策推動的原因，也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只有內地和香港各界找到最大公約數，把握“有異”和“有益”的辯證關係，“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當前，兩地融合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正在不斷增加，這既有國家政策推動的原因，也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何建宗說，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會議，明確指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和香港澳門的合作，以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措施。”“融合”從敏感詞變成了關鍵詞。十九大報告也提及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表現了“命運共同體”的願景。
何建宗表示，融合與差異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差異是融合的前提，沒有差異就不存在融合。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如何在融合的過程當中，既保存自身的獨特性，又能為對方作出貢獻，是“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的關鍵之一。
何建宗提到，融合既然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很多香港人關心的第一個問題，可能是“誰融合誰”。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下實施與祖國不同制度的地方。因此，雖然香港面積小，在人口、資源等各方面無法與內地進行比較，甚至佔國家 GDP 總量的比例也越來越小；但香港從來的優勢或者作用，都不在於人口或者 GDP 的多少，而在於獨特的制度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
何建宗列舉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八十年代在廣東發展“三來一補”合資企業，引進香港的資金、管理和專業知識；到九十年代H股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開啟內地企業在港融資渠道，並促進內地證券交易的蓬勃發展；踏入21世紀，隨著內地經濟急速起飛，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這個成熟資本主義都市的金融和各專業領域在協助內地對外投資和併購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對內地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香港在經濟上對內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所引起的極端“仇中”甚至是“獨立”的思潮令人始料不及。何建宗認為，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這與香港和內地“三個融合”的不協調發展有關，分別是“經濟融合”、“社會融合”和“政治融合”。簡單來說，過去幾年，兩地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融合速度加快，但是政治上融合卻背道而馳；而政治融合如果失敗的話，反過來也會拖慢了兩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融合的深度和廣度。
談及經濟融合，何建宗表示，“經濟融合”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包括“北上”和“南下”兩個方向。香港的資金、產業和管理技術北上，從珠三角到全國，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一直為國家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2003年以後，CEPA鼓勵了專業人士北上發展。“南下”方面，隨著國家發展進入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企業方面，國企、民企自九十年代以來逐步赴港上市，內地企業在香港股市的市值、交易額和新股上市的比例長期都穩佔70%或以上，舉足輕重。
踏入21世紀，“自由行”成為兩地經濟融合的一個新的內容。2003年SARS之後，國家開放內地居民來香港自由行，支撐了香港大量的低技術勞工的就業，例如零售、餐飲和旅遊業，同時也激化香港與內地同胞的矛盾。雖然內地旅客多年來一直為香港帶來源源不絕的遊客和強勁的消費力，但某程度也減慢了香港的經濟轉型。
第三方面的經濟融合就是“海歸”和“港漂”。過去十年，越來越多內地學生前往香港讀書，香港高校的本科課程當中，非本地生佔大約五分之一，大部分來自內地，每年有超過3000人，並且每年還有一至兩萬人來香港攻讀碩士學位。非本地生留港工作，提升了香港人才的質量，但也對香港年青人構成競爭。此外，很多國企、民企進軍香港各行各業，從零售業到能源到地產，在港的存在更為“耀目”。
談及社會融合，何建宗提到，香港居民前往內地生活的人數不斷增加，涵蓋的行業和年齡層越來越廣，由此帶來跟新的政策需求。過去北上的融合主體是經濟融合中的跨國企業、中小企業、商人、專業人士等，屬於經濟上的優勢群體；而近年北上的融合主體有所改變，包括一萬多名在內地大學讀書的香港學生、畢業後在內地發展的青年、以及退休人士、中層管理人員等。近年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創業，很多香港老年人到內地退休，衍生了很多醫療、教育、住房的問題。
何建宗指出，值得思考的是，香港居民一方面要提倡與內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和權利，但另一方面也要關注香港居民作為中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最近深圳開放香港人到內地深圳報考公務員職位，這是一件好事；日後如果可以讓香港人參軍，也是好事。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在過去做過相關的研究，其中提出的一些建議也得到了中央的接納，包括取消就業證、發放居民身份證、靈活處理社保問題等。
何建宗續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推進，一些由社會融合產生的新問題會陸續出現。比如跨境福利提供，如果香港人進入大灣區，既不能享受當地的福利，又不能享受香港的福利，這是沒有吸引力的。兩地融合牽涉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港人的福利應該是以身份界定，還是以居住地界定，還是兩者都必須符合。這是兩地政府都需要思考的。
“簡而言之，經濟融合過去是以市場經濟為主，是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社會融合是以國家政策為主導，為港人給予同等的特殊待遇，鼓勵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便是內地和港澳在經濟、社會進一步融合的重要舉措。”何建宗說，下一個關鍵問題便是兩地的政治融合應該怎麼解決。如果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融合後，政治融合應該發生，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事實上，正正是由於兩地的經濟關係出現變化，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各自為政”的關係已經不能適應進一步融合的需要。
談及政治融合，何建宗認為，這不是指取消“一國兩制”，而是在國家身份認同和制度建構方面，香港和內地應該是殊途同歸而不是分道揚鑣。今年香港高調慶祝黨慶一百週年，包括舉行紀念活動、展覽、電影欣賞等一系列活動，有極大的積極意義。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一國”是前提，而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香港人如果能夠多了解國家的歷史，黨的歷史，將會更好的了解香港以及“一國兩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何建宗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香港止暴制亂，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但長遠而言，必須通過社會上各方面的革新，讓市民把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認同作為香港與內地的“最大公約數”，為政治融合創造基本的條件，否則經濟和社會融合的趨勢可能扭轉，受影響和打擊的始終是香港社會和市民。
何建宗提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提出和實施，為解決“一國兩制”中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帶來新的契機。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全世界任何一個大都會都會往外擴展，開拓腹地，降低核心區域的成本，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紐約、東京、倫敦、北京不斷進行擴張，但香港的問題在於100多年來都只著眼於在自身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是一個歷史的例外。撇開政治的問題，香港要靠自己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土地不足、產業單一、市場不足等，其實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大灣區的發展應該說是把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的發展軌跡變為正常化。
何建宗總結道，“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的“一制”既要“有異”於國家，也要“有益”於國家，這是“一國兩制”未來能夠行穩致遠的重要因素。過去20多年的各種政治爭議，總結起來便是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差異幅度可以有多大，而同時不影響國家的利益。只有內地和香港各界都接受最大公約數，都能夠把握“有異”和“有益”的辯證關係，“一國兩制”才有可能行穩致遠。
“當前，兩地融合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正在不斷增加，這既有國家政策推動的原因，也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何建宗說，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會議，明確指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和香港澳門的合作，以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措施。”“融合”從敏感詞變成了關鍵詞。十九大報告也提及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表現了“命運共同體”的願景。
何建宗表示，融合與差異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差異是融合的前提，沒有差異就不存在融合。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如何在融合的過程當中，既保存自身的獨特性，又能為對方作出貢獻，是“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的關鍵之一。
何建宗提到，融合既然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很多香港人關心的第一個問題，可能是“誰融合誰”。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下實施與祖國不同制度的地方。因此，雖然香港面積小，在人口、資源等各方面無法與內地進行比較，甚至佔國家 GDP 總量的比例也越來越小；但香港從來的優勢或者作用，都不在於人口或者 GDP 的多少，而在於獨特的制度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
何建宗列舉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八十年代在廣東發展“三來一補”合資企業，引進香港的資金、管理和專業知識；到九十年代H股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開啟內地企業在港融資渠道，並促進內地證券交易的蓬勃發展；踏入21世紀，隨著內地經濟急速起飛，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這個成熟資本主義都市的金融和各專業領域在協助內地對外投資和併購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對內地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香港在經濟上對內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所引起的極端“仇中”甚至是“獨立”的思潮令人始料不及。何建宗認為，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這與香港和內地“三個融合”的不協調發展有關，分別是“經濟融合”、“社會融合”和“政治融合”。簡單來說，過去幾年，兩地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融合速度加快，但是政治上融合卻背道而馳；而政治融合如果失敗的話，反過來也會拖慢了兩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融合的深度和廣度。
談及經濟融合，何建宗表示，“經濟融合”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包括“北上”和“南下”兩個方向。香港的資金、產業和管理技術北上，從珠三角到全國，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一直為國家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2003年以後，CEPA鼓勵了專業人士北上發展。“南下”方面，隨著國家發展進入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企業方面，國企、民企自九十年代以來逐步赴港上市，內地企業在香港股市的市值、交易額和新股上市的比例長期都穩佔70%或以上，舉足輕重。
踏入21世紀，“自由行”成為兩地經濟融合的一個新的內容。2003年SARS之後，國家開放內地居民來香港自由行，支撐了香港大量的低技術勞工的就業，例如零售、餐飲和旅遊業，同時也激化香港與內地同胞的矛盾。雖然內地旅客多年來一直為香港帶來源源不絕的遊客和強勁的消費力，但某程度也減慢了香港的經濟轉型。
第三方面的經濟融合就是“海歸”和“港漂”。過去十年，越來越多內地學生前往香港讀書，香港高校的本科課程當中，非本地生佔大約五分之一，大部分來自內地，每年有超過3000人，並且每年還有一至兩萬人來香港攻讀碩士學位。非本地生留港工作，提升了香港人才的質量，但也對香港年青人構成競爭。此外，很多國企、民企進軍香港各行各業，從零售業到能源到地產，在港的存在更為“耀目”。
談及社會融合，何建宗提到，香港居民前往內地生活的人數不斷增加，涵蓋的行業和年齡層越來越廣，由此帶來跟新的政策需求。過去北上的融合主體是經濟融合中的跨國企業、中小企業、商人、專業人士等，屬於經濟上的優勢群體；而近年北上的融合主體有所改變，包括一萬多名在內地大學讀書的香港學生、畢業後在內地發展的青年、以及退休人士、中層管理人員等。近年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創業，很多香港老年人到內地退休，衍生了很多醫療、教育、住房的問題。
何建宗指出，值得思考的是，香港居民一方面要提倡與內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和權利，但另一方面也要關注香港居民作為中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最近深圳開放香港人到內地深圳報考公務員職位，這是一件好事；日後如果可以讓香港人參軍，也是好事。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在過去做過相關的研究，其中提出的一些建議也得到了中央的接納，包括取消就業證、發放居民身份證、靈活處理社保問題等。
何建宗續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推進，一些由社會融合產生的新問題會陸續出現。比如跨境福利提供，如果香港人進入大灣區，既不能享受當地的福利，又不能享受香港的福利，這是沒有吸引力的。兩地融合牽涉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港人的福利應該是以身份界定，還是以居住地界定，還是兩者都必須符合。這是兩地政府都需要思考的。
“簡而言之，經濟融合過去是以市場經濟為主，是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社會融合是以國家政策為主導，為港人給予同等的特殊待遇，鼓勵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便是內地和港澳在經濟、社會進一步融合的重要舉措。”何建宗說，下一個關鍵問題便是兩地的政治融合應該怎麼解決。如果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融合後，政治融合應該發生，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事實上，正正是由於兩地的經濟關係出現變化，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各自為政”的關係已經不能適應進一步融合的需要。
談及政治融合，何建宗認為，這不是指取消“一國兩制”，而是在國家身份認同和制度建構方面，香港和內地應該是殊途同歸而不是分道揚鑣。今年香港高調慶祝黨慶一百週年，包括舉行紀念活動、展覽、電影欣賞等一系列活動，有極大的積極意義。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一國”是前提，而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香港人如果能夠多了解國家的歷史，黨的歷史，將會更好的了解香港以及“一國兩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何建宗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香港止暴制亂，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但長遠而言，必須通過社會上各方面的革新，讓市民把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認同作為香港與內地的“最大公約數”，為政治融合創造基本的條件，否則經濟和社會融合的趨勢可能扭轉，受影響和打擊的始終是香港社會和市民。
何建宗提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提出和實施，為解決“一國兩制”中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帶來新的契機。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全世界任何一個大都會都會往外擴展，開拓腹地，降低核心區域的成本，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紐約、東京、倫敦、北京不斷進行擴張，但香港的問題在於100多年來都只著眼於在自身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是一個歷史的例外。撇開政治的問題，香港要靠自己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土地不足、產業單一、市場不足等，其實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大灣區的發展應該說是把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的發展軌跡變為正常化。
何建宗總結道，“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的“一制”既要“有異”於國家，也要“有益”於國家，這是“一國兩制”未來能夠行穩致遠的重要因素。過去20多年的各種政治爭議，總結起來便是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差異幅度可以有多大，而同時不影響國家的利益。只有內地和香港各界都接受最大公約數，都能夠把握“有異”和“有益”的辯證關係，“一國兩制”才有可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