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從「反封建」到「中國夢」:中國的政治語言演變 - 15/02/2018

China Daily by Raymond Li : Peace prize farce features trio of ‘Occupy’ puppets – 12/02/2018
February 12, 2018
林至穎﹕局部「熱衝突」 中美貿易新常態 - 05/03/2018
March 5, 2018

政治語言作為公共語言,是一國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標誌之一,與風俗習慣一樣出自民族歷史發展進程。近代中國的革命文化讓政治語言出現多番演變,然而在文化需求長期演進、積澱、交流互動的特質下,實現當代中國政治語言的「文明轉向」無法迴避,但也難以一蹴而就。香港政治語言的「民粹化」也需在此大勢下調校更新。

新舊文化間的政治力量博弈

「革命」是中國20世紀的關鍵詞之一。中國近代精英階層面對內憂外患日益激進化,將中國落後捱打的責任歸結於傳統文化。1905年廢除科舉制,改變了傳統「四書五經」在中國政治文化領域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是使中國政治精神出現巨大斷裂。此後發生的五四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知識分子進行的中西文化對比得出的民族主義和富強倫理觀推動新文化運動發展。然而民主和科學都只是西方現代性的技術原則,作為現代性之來源與基礎的「古典性」仍然處於中國人的觀察視野之外。中國人對西學本源的探求及融貫理解並未完成。

事實上從五四運動開始,一種關於中國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層精神開始崛起,邊緣群體開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層新舊知識分子話語權和社會領導權。此時傳統文化已成革命對象,不再具有價值統攝力,而新文化尚處於探索和形成中。當傳統文化秩序被革命顛覆後,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大眾化和民主化似乎獲得了結構性提升,但這是以文化的空洞化和激進化為前提和代價。在「反封建」名義下,代表中國古典文明核心特徵的人物、義理、辭章、道德、廟宇、祠堂皆成為繼續革命的對象,在革命潮流中慘遭屠戮,惟精神不息。

中國經歷廢除科舉和五四運動的「破舊立新」後,文化生產的基本規範逐步貼近底層和大眾,「民主化」成為正當性表象。與此同時中國鄉土革命文學開始興盛,中國傳統文化秩序遭遇結構性顛覆。在整體社會文化變遷的背景下,政治語言沿着青春化、底層化、民粹化方向快速進展,直到「造反有理」。

文化革命之要害在政治語言的革命

儘管革命有涵蓋政治、經濟以至社會不同方面,但最激烈非文化革命莫屬。然而文化革命之風並非始於「文革」,這是整個20世紀文化激進主義的一個巔峰而已。文革所面對的正是政治遺產與文化遺產的落差,對人性自私與基層傳統文化之頑固表現出某種不安。然而階級鬥爭與群眾路線也不是每次都靈驗,當被真正用於群眾內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彈與抵制力量會空前強大。文化革命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革命文化始終只是文化之歧出,而文化在本質上則應成為革命的減速器和安慰劑。在5000年文明傳統下,文化本質上必然是趨於保守的規範因素。

在革命文化短暫的興盛期,中國政治語言從概念到規範都發生重大變化。當政治語言被造神運動濃縮為「紅寶書」時,政治領域有意義的民主程序與科學理性均已不復存在。領袖、口號、政策、運動就是一切。那些被侮辱、損害、踐踏的還不時從歷史深處發出令今人戰慄的幽怨。在失去文化保護的背景下,傳統權利的防線逐一崩潰,消極作用依然影響至今。

即使新政權可透過革命和武力於短期內建立起來,但是在歷史長期演進、積澱、交流互動中產生的文化卻無法短時間內全盤更新,因而出現革命的政治和文化遺產之間的不對稱現象。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時應對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保持某種敬畏,不應追憶過往革命過程獲取持續的成就感,做「繼續革命」之迷夢。革命之後,重點在於通過立憲建國和文化修復建構一種連續的大歷史觀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制和消磨革命激進性與破壞性。

政治語言的優化與香港未來

普遍意見認為改革是另一場革命,重點在於指向一種後革命的「文明轉向」。只是這一轉向在最初並非十分明確,直到「和諧社會」與「中國夢」的政治自覺,將改革的最初任務由傳統認為的經濟修復轉向文化修復。

近10年國內政治語言一個明確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遺產的執政黨開始深度「中國化」。行動包括淡化馬列主義的教條色彩,引導底層文化逐步與傳統文化和解,從而重構中國文明的公共政治語言,強化其典雅和論理正面形象。主要標誌有四:其一在政治上明確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與復興,將之納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中國夢」範疇;二是中國古典概念和語句頻頻亮相於國事活動或國際場合,主要領導人主動援引有效改變了中國政治語言的「低文明」劣勢;三是將孔子學院作為中國文化戰略走出去的標竿,樹立了正確戰略方向;四是容許社會自我生成的各種儒家書院、儒生結社、文化維權等現象的延續,有效應對基層社會文化信仰空洞化帶來的衝擊。

反觀香港,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及其思潮的作用下,香港政治生態和大眾普羅文化的產生和重構均受到不少影響,出現政治語言民粹化與後現代化,出現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某種反噬傾向。從「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到「我城」,以至市民對「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上述表達乃是孕育自本地政治生態及政治語言。在國家層面政治語言文明化的同時,香港的政治語言卻有「粗蠻化」逆轉取向,暗合本土分離甚至港獨激進氛圍。在新舊交融的大時代底下,「革命」並非現時香港的理想選擇;重歸法治及信守有序民主才是正途。唯有結合時代發展步伐,重構符合社會現實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調校香港已偏頗失衡的泛本土主義政治語言與民主民粹化風格,方為上策。

事實上政治是因應具體時空問題的對策機制,而文化則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乃至普遍性存在。無論中國還是香港,當中既存在意識形態角力,又有政治層面中對文化概念流於表面的認知,政治語言尚未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未完成古今中西的妥切會通,而仍處艱難複雜的轉型調整中。

如何在中國文明的古典性與簡式現代性之間取得平衡,建設一個「文雅而自由」的現代中國,可謂新時代一大挑戰。而香港如何在整個中國重建文明型政治語言的過程中更新理解、自我調校,肯定香港核心價值及國家觀念,也是不簡單的公共文化工程。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8年02月15日)

圖片來源:
https://blog.artron.net/space-887777-do-blog-id-11477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