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觀點

湯家驊：法治的雙重標準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被判暴動罪成，監禁6年。判決一出，殖民地時代前港督彭定康在數小時內便在網上回應，指法例被「濫用」作為「政治工具」，「迫害」民主派人士及激進分子。這是非同小可的指控，令有識之士頓時嘩然，自然也引來一些批評。前幾天，彭勳爵再次撰文解說在任港督期間曾嘗試修改《公安條例》，但臨時立法會在回歸後「還原惡法」；特區政府需就此解釋為何堅持引用公安條例和「不遵守」國際人權公約。文章結語更指，批評他的人若不同時批評內地國安人員在港擄走港人之事，他很難認真接受這些人有關法治的「訓言」。彭定康的言論，筆者亦有份提出批評，因此就他的指控和回應也必須指正一些明顯的謬誤。

在反覆拉布與政治激辯之下，香港立法會早前終於投票通過了「一地兩檢」本地立法草案，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今年秋季如期通車。從經濟民生角度而言，這一法例有效保障了香港按照「高鐵效率」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優化了香港普通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北上發展」的地緣交通條件，拉近了香港社會與內地社會及其族群間的心理距離。

教育局於5月24日公布初中中國歷史科的修訂課程大綱， 香港史及近代史的課程架構成為大眾焦點。《明報月刊》6 月號亦以「香港歷史教育的批判思考」為專題，有文章就歷史教育的意識形態及批判思考問題作深入探討。社會熱烈討論歷史教育問題，而中史科也再次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筆者在大學時主修政治及中史，認為除了課程大綱以外，中史學科還有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值得關注。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快將出臺，無論是九加二或者“四流”（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香港人都已經耳熟能詳。但規劃的出臺只是第一步，要大灣區真正“落地”，還有大量障礙要克服。在“四流”之中，人流肯定是最重要的，而人流是否暢通的關鍵，是香港人的福利能否跨境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