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的校園民主現象學 - 09/09/2017

甘文鋒:香港有條件發展囊括型全民政黨嗎? - 25/08/2017
August 25, 2017
Tony Shen: Response to Chris Patten’s Comments on the Imprisonment of Three Student Activists – 13/09/2017
September 13, 2017

香港的校園民主歷來被視為香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以及香港反對派引以為榮的精英文化建制。筆者曾在佔中前後長達一年時間訪問研究於香港大學,除了對其學術國際化深有感受並受益良多之外,對香港的校園民主亦有近距離觀察:校園閉路電視的特色節目編排;中山廣場的學生評議會議與時政論辯會;民主牆的塗鴉海報與政治化表態;學生會選舉的有模有樣與本土專橫;校內事務參與和決策的高調身甚至暴力化;以及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引領塑造,等等。

這些活躍於校內外的校園民主本應當成為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守護力量之一,本應成為國家及特區互動發展的協同力量之一,然而,香港校園民主正日益蛻變沉淪為顛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宣揚與動員港獨運動的青年平台網絡。看看各校民主牆上單調劃一的港獨宣傳以及空洞乏味的價值宣示,這樣的民主質地已經虛浮無比。

這幾日,一位內地女生的勇敢行為引起了多方關注。她來自內地,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未敢留下姓名,但卻勇敢地揭下了中大民主牆上的港獨海報並用英文與港獨學生論辯。論辯視頻中,這位小女生躲閃無助,折射香港校園氛圍之蛻變。小女生孤身抗”獨”,而且非常害怕遭到港獨學生的網絡暴力,但她還是站出來了,巾幗不讓鬚眉。這是一種認同國家並維護最基本政治道德底線的勇氣。網絡上有些人稱這是”小粉紅”,是一種無知無恥的污衊,並不真正知道這位內地女生到底在做什麼樣有意義的事情。

小女生的孤立行為暴露了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國家認同漏洞。香港教育塑造的不是中國公民,而是反國家的分離分子。香港從教師到學生,無法完成政治人格中最關鍵的”國家性”塑造。對國民教育的無理性抵制,對言論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無節制濫用,終於釀成了嚴重的港獨分離運動和青年教育惡果。而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既往並未足夠重視及付諸行動。

還有兩個事件可以充分印證香港校園民主的低劣化:其一是不少未成年中學生加入激進的社會運動,破壞了民主政治的”成年人”底線;其二,香港教育大學有人在蔡副局長喪子之際彈冠相慶,毫無人道人性,只是因為蔡是推動國民教育的健將。

港獨大學生自詡為天之驕子,代表學生與社會,而且無節制濫用其言論自由,並不理解這樣的行為已違反基本法及香港本地刑事法律。這種精神困頓與敗壞實在來自於香港教育體系內部的局促狹隘和不負責任。

中大管理層進行了積極干預,反對港獨,但也支持言論自由,只是說明言論有界限,但到底是什麼界限以及如何維護這樣的界限,語焉不詳。在學生會的壓力下,校方竟然聲明拆除港獨海報需要得到學生會的共識,校方完全罔顧法律及自身教育管理責任,屈從於港獨學生的民粹化壓力,誠可悲也。

香港校園民主的現象學是一幅混亂不堪、秩序扭曲的圖景:

其一,反港獨需要得到港獨學生會的共識,霸道的校園民粹式民主凌駕了基本法與教育管理者倫理及責任。

其二,言論自由有邊界,但就是沒有任何具體機構和人員來劃定這個邊界,最後變成說說而已,不了了之,變相縱容。

其三,香港高校是基本法保障下的依法自治,是國際化的教授治校,但如今日益演變成過度政治化的”學生治校”,氛圍趨近曾經的大陸文革。

其四,香港公共教育沒有”國家”和”義務”,只有”權利”和”本土”,最後只能引導青年走上激進對抗的不歸路,由刑責提供最後的教育和懲戒。看看旺角暴亂和佔中的參與者,看看黃之鋒現象,即可明了。

其五,對港獨言論,香港發聲各方大多套話套路,圓潤無比,原則模糊,無人具體行動,無人承擔責任,無人主動檢討,無人真正道明危機,最後只有內地小女生冒險抗”獨”。

反港獨是一國兩制的底線,是一項眾人事業。香港校園民主已經異化,嚴重損害香港高等教育環境及青年成長條件,需要反思改革。但論道太多並無實際效用,還需要知痛者自己療傷,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的檢控行動,需要香港司法的嚴正裁判,以法治方式劃定校園民主、言論自由和院校自主的法律界限,使之不成為顛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破壞性力量。

如果不及時行動會怎麼樣?有一天,香港民主的墓誌銘上只有兩個字:港獨!老派泛民最鍾情的香港民主事業可能毀於港獨,這是他們最痛心的。面對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反國家”危機,香港必須通過足夠有力的公民社會行動與自治法律行動進行自救,否則貽害無窮,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憲制必然遭受根基鬆動之禍。

作者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
原文載於《多維新聞》時事-多維客(2017年9月9日)